破!

破了!

WTO秘書長宣布部長級會談瓦解

世界貿易組織（WTO）秘書長拉米今晚宣布，為搶救杜哈回合貿易談判而歷時九日的小型部長級會議「已經瓦解」。他說，失敗關鍵在於農產品的特別防衛機制（SSM）的啟動門檻問題，「會員們無法消除它們之間的差異」。

　但他說，不論是核心的七國，範圍較大一些的密室會議成員，或全體成員，他感到有種普遍的渴望，希望盡速把談判帶回軌道，「有些甚至要求今晚再試一次」。

　他說，要如何把談判帶回軌道，他必須諮詢全體會員。

　WTO已排定明天召開全體會員參加的貿易談判委員會正式會議。

　雖然今天遭遇「嚴重挫敗」，但拉米說，二十五日出爐的農業及「非農產品市場進入（NAMA）」套案，距離達成減讓模式已走了百分之八十或八十五的路程，很多主要會員國部長都認同這個套案應該保留，作為他日若恢復會談時的基礎。

　被問及失敗的責任，拉米說，他不玩互相責怪的遊戲。

　聚焦於SSM問題的部分核心會員會議，從昨天中午到今天凌晨，又從今天上午到下午，主要在美國、歐洲聯盟、巴西、印度、日本、澳洲、中國等核心七方中進行，擴大到約三十國的密室會議，但最後拉米宣布失敗。

　傍晚，拉米召集WTO全體會員會議宣布這項結果。巴西外交部長阿摩林發言表示，他希望可以繼續嘗試。

　SSM是使開發中國家在面對外國農產品大量或低價進口時，可以暫時提高關稅來保護國內產品。希望較易啟動高關稅的農產進口國，和希望較嚴格限制機制啟動的出口國，對此意見分歧。在主要大國之中，前者以印度為代表，後者為美國。

「我們是被訓練出來的！」

 some people think, those people from Taiwan who goes to indonesia help them after the natural disaster, are those who has good heart, i say its bullshit! we are one of the reason of this disaster!

印尼最讓人無法相信的是在這些年，這些東南亞國家變得多麼的西化，但就在這個一條街上塞了滿滿車子、摩托車跟小攤販的世界裡，事實上存在著兩個極端的國度，在雅加達我很有幸的可以接觸到一個大城市裡的兩個世界，一邊是像台灣一樣的繁榮地區，包括了時髦的大百貨公司、括國的連鎖企業，西式的咖啡廳一杯藍莓汁要價3.5美元，服務人員操著美式英語的詢問你要不要再次續杯，對我來說這個區域有點顯得太過時尚，臨一桌的幾個年青人用著英語對話談笑，想必是國外留學回鄉的印尼青年。在城市另外一邊是我住在雅加達邊緣的朋友，他們有6個人住在一個不超過7坪的房子裡，我的朋友是個穆斯林，他自稱自己為無政府穆斯林（即使那讓我覺得聽起來相當怪異），他和其他5個住在這個房子裡的學生都是拿了英國某回教團體的獎學金到大學研讀穆斯林相關歷史與神學，某種意義上這個團體試圖想在印尼培養一些「正統」的神學家/者，我的朋友們因為沒錢付擔租金，學校教授資助了他們租了這個7坪不到的小空間讓他們這六個人有個地方做安頓，同時給了他們一些研究助理的工作在學校講述回教理論，我的朋友安(化名)，今年25歲，住在城市的另一端。在城市的這一端，一個讓人吃了夠飽足的晚餐只要花上你11台幣，一杯可口的椰汁只要6元台幣不到。

雅加達的反油價上掌行動 站在台上的一直多半為大學女性

 

就在雅加達兩個世界的街上，一個個不算小的家庭住在街上以各種不同的賣藝方式來賺錢。一位看似20歲不到的女孩，在我與朋友擠在奔馳在石頭路上的小公車上，上了車，手上抱了一個娃兒，挺了個大肚子，一上車後他就拉開歌喉開始演唱。在一個炎熱的午後這是另人非常苦悶的一個景像。

印尼的社會運動在蘇哈多執政的時代窩在地底下，有似生根沒發芽的在地底下發展，想活動的因子在98年開始再次受到政府的打壓。

看到沒 台灣的女學生們 女同志們 來點火藥吧  他們帶起了整場運動 大唱團體歌

這樣的政治背景造就了今天我們所見的印尼社會運動景況，沒有菲律賓豐富的運動經驗與廣度也別提在組織上得嚴密基礎，印尼的一切看似都很初步，但也因此充滿熱情與動力。學生運動發展於98年之後 在某種程度上是一群社會階級中間份子從政的起步，很多學生在大學時代稿學生運動，畢業後進入政府單位從事公職，對印尼的人來說政府機關的工作仍是一個金飯碗。薪水穩定；工作條件相對較優勢，在印尼大部份的城市中，可以看到富人與窮人及大的斷層。而人們已經普遍習慣這種現象，街童在路上跑來跑去的以不同的雜耍方式賺錢。印尼的中國華僑在印尼住了5個世代，在都已經失去中文名字的情況下還是被指著鼻子稱呼為中國人，被刻板印象的認定為都是有錢人！在蘇哈多時代中國人被趕出政治圈他們能有的只是開始努力的在金融圈裡找到自己的一席位子，只要你不是個穆斯林，不是印尼人，你就有可能不被平等的對待，這是可以理解的！

事實上，就在我啟程出發到印尼時，心中有些刻板印象，包括回教國家錯誤的想像，和對社會運動保守的質疑。而這一切都在到達印尼後全部改觀。印尼的學生運動更在我到的那兩個星期在我眼前證明了印尼學生運動的活力。就在一個群起號召反石油漲價的行動日，我與朋友寄住的左派書店對面的學院在一早就傳出大聲公的聲音，我與朋友洗把臉衝到街上，年輕學生群落的聚集起來拿起大聲公發表他們的意見，「別在念書了！這個時候我們必須要站起來，和著我們的工人同志們」，而就在這群學生發表他們的想法要學生從教室走出來的同時，另外一邊也出現了一群學生正在整隊，過了5分鐘他們表演了一場我這輩子看過最另人感動充滿熱情的行動劇。行動延續到中午，工廠工人、女工團體與公車司機等等聚集到市政府的門前，要求官員們出來解釋這第二波的石油調漲。幾個行動者的朋友開始在路邊觀察起地形與警方部署情況。無耐的是，市政府大門前為一大片廣場，「若是有暴動的話，我們將會被包圍一個都跑不了」，就在上上個星期五一遊行發生警方一次逮捕180人的情況後，不管行動者與警方對之後的遊行、抗議行動都高度戒備。

其中一個在校園拿起大聲公的學生們 中間的女學生我在稍早針對他們的行動做了一個小訪問 非常聰明 而且善於表達的女學生 應該19-20歲 講起抗議的原因時 用很流暢的英文講不停

印尼的社會運動或許沒有長久的歷史，但印尼的同志們普遍都有著革命的意識與理解。「我們是被訓練出來的！」行動者朋友告訴我，只是，印尼的問題不只是印尼的問題，而是台灣的問題，全球的問題。

班頓了不起的行動街頭藝術家 從頭到尾我都聽不懂他念的詩 但聽了都感動的想哭了

在班頓的市政府前 團體開始陸續到達 本來在行動者之間說好了會有暴動 無耐環境不適 而警方已經開始部署

飛特族 – 案例討論

R君是來自於日本仙台的大學畢業青年，今年25歲，出生於1983年的他在大學就讀時，已經被企業內定為未來的徵募員工，但因為某種特别原因，R君在大學多留了一年，這也使得他在畢業後頓時失業，留級而錯失了企業中的工作機會。由於日本勞動市場競爭激烈、企業之間人材的選取也多半早在大學生從學校畢業前先到學校挑選內定招募人員。R君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被在大學的最後一年中選取，也是在這樣的情況下被淘汰。

今年我五月第一次到日本時，在幾個會議上與日本行動者聊到日本的社會現象，其中不乏大阪與東京都的遊民運動、某種程度上看來挺體制內的環境運動，日本的工人運動與農民運動都在60年代之後經歷了日本左派內部的鬥爭後失去過去的色彩，今日的運動多半蜻蜓點水的不真正提出些什麼具體的問題，而說到處理問題或是展開具體的行動策略上更讓人覺得不僅焦點模糊、甚至連方向都是懸空未決的。跟著談到的日本從泡沫經濟破滅後社會面臨經濟衰退的情況，根據日本總務省2001年的調查，飛特族約有206萬人（15～34歲），半數集中在20～25歲的年齡層，近七成的飛特族學歷在高中以下，而到了2004年飛特族約佔勞動市場的1/3，24歲以下的年輕人中更是每兩個人就有一人是飛特族。

在這個社會背景下，畢業後不知該往何處去的R君，為了逃離仙台的家鄉，便在人力尋求雜誌上找到現在的工作機會來到琦玉縣，由於沒有任何經濟基礎且尚切有助學貸款待償，R君需要找的是一個可以提供住宿等基本生活條件的工作。除了希望可以早日脫離家庭束縛自立外，R君最希望的是可以來到東京的大都市，追尋那個在仙台不曾擁有的燦麗人生。

他在仙台找到的工作是在Canon工廠的一個印表機墨水填裝工作，每天工作8小時，一個星期工作五天，薪水以時薪計算，一天1,250日幣。R君做這份工作已經有一年，一個月200,000日弊的薪資扣除房屋租金、尚欠的大學貸款，只剩下60,000日幣。因此除了星期一到五的工作外，每到週末假日R君都會坐電車到東京找零時工打，在人立仲介公司填好資料後，等找到工作機會，一通電話來，R君隔天就可以上工。而一個在百貨公司外的舉廣告刊版工作一天2,000日幣，雖然如此收入不足勞動的工作還是讓R君支撐了下去，「東京是我的夢想」，R君一直以來都希望有朝一日可以搬進東京居住，只是現在的薪水入不敷出，這個完夢的過程看似要很長久。

Cannon在琦玉縣的工廠總共請有4,000人，包括正職員工2,000人，和派遣勞工2,000人，多半派遣勞工負責的是重複性極高的最低階工作。R君的同事中與他年紀相熟的H君，高中畢業後在父母親開的理髮店工作了3年後，亦然決定離家找工作，「在那樣的工作中，我看不到未來」，H君感慨的說，只是出了門後才發現外面的世界並不比較好，「我從沒想像自己會賺進這麼微薄的薪水」H君無奈的搖搖頭，「我一直都想找個正職工作的」，只是工作機會不多，況且在就業競爭下，H君高中的學歷與工作經驗看來都似乎無法為他在就業市場中有效的加分。在R君的工作環境中還存在有相當多這樣的青年，他們離家為了尋找一個不同的人生，只是這個人生最終變成了企業口中的廉價勞動力。

另外一班年紀稍長R君的工人，年紀多為30出頭，他們有些人也與R君一樣住在仲介公司所提供的宿舍中，多數的人在20幾歲離家時，從沒想過會如此做「暫時性的」工作直到30多歲，工作年資沒有累計，而日本的社會福利不足無以保障老人，他們之中的許多很難想像未來。也因為現實的困難，他們多半傾向不願意結婚、成家立業，除了沒有經濟的基礎為主要重點外，對自我肯定的意識也普遍不高。而一般人也看不起這些飛特族的工人，在日本社會中，工廠工作的工人是最低階的勞動者，而如飛特族甚至沒有一個穩定的工廠工作更是另人鄙息至極。R君一位已經結婚且即將做爸爸的同事表示，絕不可能跟任何人提起自己「飛特族」的身份，「由其你是一個已經結婚的人」，「絕對！」對方加重口音的說。

事實上R君是這群飛特族中較幸運的一個，除了其擁有大學畢業的背景外所擁有的文化資源背景是比較多的，再加上沒有家庭經濟的壓力，R君可以離開家選擇他認為自己想要的生活。在2006年也因為在單調乏味的工作情況下，R開始拿起大學就在把玩的攝影音，來紀錄自己生命中不知該算是灰暗或是完夢的過程。同年勞動節的遊行中，R君被記者採訪，也因而開始慢慢的被媒體塑造成典型飛特族的代言人，R君被邀請至各個不同的談話節目中談論飛特族現像。就在2007年R君也正式發表了它在過去一年作為飛特族的紀錄片，就在我第一次與R君見面時，事實上忍不住懷疑起，R君的這一切是否為有計畫性的拍攝，這個問題在我與R君做訪問時，由香港的媒體工作者朱凱迪提出，R君大力的搖頭「完全沒有這回事，一開始這個影片是做為我乏味生活的紀錄，只是當我遇到土屋先生時，他鼓勵我拍出飛特族的生活」。

在影片中，R君很多地方都試圖以嘲諷的看待飛特族的問題，在一個電視訪問中，主持人搭著R君的肩膀告訴R君「你們是社會上的輸家，你們被奴役」，而就在一個看似成功的電視工作者跟R君大吐工作上的苦水時，抱怨起自己的「9-5的死工作、具大的工作壓力，有時甚至想要逃離這一切」，R君開始質疑起，到底這個「遊戲規則」是由誰來定立，誰能決定他在這場人生遊戲中輸了，或是被誰奴役了。

當問及R君，一般年青人是否自覺自己為飛特族的身份：他表示一般的20多歲的年輕人仍然對飛特族的工作在一開始抱有「暫時性」的打算，而過了30歲的飛特族則是認知到自己在這十年的工作中，薪資沒有增加、工作仍沒有保障，但因為已經過了年紀，無法在回到正常就業市場他們也只好認命。就在R君的影片在各個地方播放後，不同世代的觀看者也有著不同的反應：老一輩的人普遍感到對社會的絕望，與意識過去的終身雇用制在日本現今社會的破產；而年輕的一輩反而抱有不同的想像，他們認為飛特族的生活是一種在社會結構下自由的展現。R表示，飛特族顯示了日本的社會已經不再單純由集體主義所建構，更多的自主聲音出現，年輕人更傾向於個人主義的抬頭，這勢必將對日本的社會結構產生新的重組。兩極化的，年長人對此感到害怕；年輕人則是充滿想像。

 

認定自由

當說起自由時，不是來自於日本的我們很難去理解，在飛特族這樣一個被資本家嚴重剝削的勞動力是怎麼在這樣的勞動關係中去找尋他的自由，日本行動者一直強調這一切必須放在日本的社會脈絡下去思考。就R君與其他飛特族對「自由」的說法上可分為幾個重點：
1.對於公司不再有過去的忠誠度，因而勞工只在乎的是自己生產線上的小單位，他經營的不再是公司事業＝個人事業

2.不受公司控管，公司並不是你的直接雇用者
3.處於低階工作，沒有太多的責任負擔
4.時間上的自由，不再受到長期的契約綁架
5.離開家庭最快速、低門檻工作
6.精神層面的解放，決定自己人生的主人

 

真正的自由

事實上飛特族所不願意面對的是：

1.公司不再照顧員工，幾乎毫不存在基本的勞動條件保障，自己最為自己主人的最終結果就是面臨隨時失去工作、在工作上受到傷害等等的危機

2.因為勞資關係的模糊，工人只能當自己的保人，期待不要發生工作意外，而大量解雇等勞資問題發生時，工人只能成為受害者
3.永遠不會有年資的累積，永遠只能從事低階工作
4.因為沒有契約的保障，規避勞基法的雇主定期把你解雇，常常要面臨找新工作的困境
5.因為沒有存款的基礎、且處於社會低階的勞動力，往往沒有機會、能力組成家庭
6.企業人力成本的解放，企業決定你的人生

 

R君自2006年參與了勞動節的遊行後，開始進入勞工運動的脈絡之下，在飛特族的運動中，勞動團體試圖追求的包括了：最低工資的保障、提高最低工資、工作安全、還有提高企業稅金。最近日本政府因應運動而有意思將企業使用一日勞工（day labor）的手段「違法化」。而R君對運動的成效則是感到質疑，他比較犬儒的看待一切工人運動。一般年輕人認為，就在過去的勞工運動中他們以傳統的組織手法，搞工會、上街頭、罷工等等的模式最後並不真的改變什麼，尤其飛特族運動不管「在政治與社會運動的層面都還很初步，無法真的造成什麼樣的影響力」。「這些是沒用的」R君幾分不以為然的說，「這些行動並不吸引我們，不吸引大眾。而或在遊行上出現了千人的景況又如何呢？這些人是對議題無知的，參與遊行也不會就讓這些人加入運動之中」。

反之在幾次的勞動節遊行上，勞動團體使出混身解數的帶來遊行的創意，「就像那個大的人偶，這樣的東西非常有趣，也是我們從未見過的」。R君表示，若是要以過去那套傳統的工人組織模式，將無法真的聚集起飛特族的青年，況且在一般的年輕人中並沒有存在所謂的共同「價值觀」，更別提什麼對運動的想像了。「不如多花點時間在創造新的文化運動，這可以讓更多的人注意到發生什麼事，包含創意的行動會使人們更容易去理解行動背後的訊息，這是傳統工會運動做不到的」。「另外一個問題是，在運動中造成的勞資雙方的極端位置，容易讓參與者產生恐懼，或許一開始他們爭取的只是基本的生活條件，而不是打算和資本家硬幹下去」，「拿著大的旗幟、高喊口號對參與者產生太大的壓力，我們甚至不能確定我們是否完全同意那些拿旗幟前導人的所有說法」。

就在R君因為拍攝了自身飛特族的經驗，且因緣際會之下成為飛特族的「代言人」之後，R君作為飛特族的身份有所改變，他遲去了在玉琦縣的典型飛特族工作，拿起攝影棚衍然成為另外一種「飛特族」的Freelance，只是這次他掌握有自己的生產工具，不再需要看企業主、派遣人力公司的人的臉色，選擇自己的人生。當我們問起R君他在生命中追尋的是一個什麼樣的生活模型時，「每個人在人生追求的不盡相同，但都傾向一個相對比起來較幸福快樂的生活」，只是R君他要提出的問題是「所謂的幸福一定是要有錢、一個穩定的工作嗎？」。而對於其未來的計畫，「我想我會繼續拍攝下去，因為我已經停不下手了」，R君停下來看著我們微笑「在未來，我希望我可以組成一個家庭」。

二、飛特族的自由與移動

飛特族Freeter是由英文Free（自由）或是Freelance和德文arbeiter（勞工）的合字，就字面的解釋是自由的勞工。有別於過去我們所稱的彈性勞動，飛特族一開始在80年末期出現所指稱的普遍為一群不願意進入正常勞動市場的年輕人，正值於日本勞動力市場上大缺人的情況下，一部分日本青年不願意接受過去一畢業直接進入企業的勞動體系之中，希望以飛特族的方式延遲進入企業的時間；另外一部分高中畢業的青年則是試圖尋找那個與他們勞工階級父母所不同的人生，而自願的選擇一個更「自由」的勞動。

稱作為Freeter，意指一個更有自由度的勞動條件，只是這個幻想中充滿自由度的勞動中事實上最缺乏的就是基本的勞動條件，也不存有勞資關係中的勞工保障。所謂的自由，僅僅指的是時間上的自由、責任上的自由，飛特族並沒有一般勞工擁有的勞工保險、勞動內容被過份的零碎化之下變得枯燥乏味，而勞工也無法從勞動中學的有效的工作技巧、或是累積工作能力，而過低的薪資幾乎沒有辦法維持個人的生活基本開銷；不穩定的工作機會、短暫的工作期間都讓飛特族每隔一陣子就有必須要再找工作的可能。而日本雇主也充分利用每週二十小時與每年一百三十萬日幣年薪為上限，在僱用臨時性工人不超過此一限度，以規避提撥退休金方面的法定責任。

在近年來飛特族更有效的被納入人力派遣公司的制度之中，找尋工作的人在報紙或其他的工作應徵訊息上看到了某個工廠應徵的廣告，打了電話過去才知道是個人力仲介公司，公司提供應徵員工一個住所、交通工具（通常為腳踏車），還包括了一些基本的生活用品，就在住所與交通工具都登記為負責經紀人名下，找尋工作，就像是購買一個包裝好的生活套裝：早上騎著經紀人提供的腳踏車到工廠工作，9-5點在工作做裝卸工，6點回到家裡以極少的薪資購買晚餐，低微的薪資讓飛特族沒有能力在剩餘的時間做消費性的娛樂活動。而有些人則必需在假日多打零工才有辦法支撐生活開銷。

因為工作上的不穩定，飛特族常常必須要隨著工作機會遷徙，多半的遷徙情況是由小城市或是鄉村遷移至大城市內或是大城市邊緣，由其以關西的大阪與東京為主要的遷徙地，而臨近在城市邊緣的大工廠也是飛特族找尋工作機會的地點。

很多出身勞工階級的年輕人，因為試圖追尋不同的新生活，因而取向到大城市裡討生活、打工，希望可以擺脫過去的宿命，但多半學歷不高的飛特族必須面臨只有以時薪計算的工作外，不穩定的工作機會使得他在大城市的生活更堅苦，而且更看似毫無未來可言。這些工作包括了在便利商店打工、或是保全業和補習學校等場所的低階工作，以時薪計算的工資極微，福利方面也欠缺固定的保障；在年齡上飛特族偏向兩級化，一是三十歲以下的年輕人居大多數，另外則是四、五十歲經歷過泡沫經濟的中高齡者，這些人在工作技術方面普遍都不具有特殊的專長。

無疑的這與飛特族在80年代末期的想像差異頗多，勞工本身並不是具有特高的教育背景或是獨特的工作技術能力，與我們一般所稱的Freelance事實上是全然的不一樣的，飛特族的生產工具是掌握在資本家的手上，而freelance則握有生產工具。即使很多的日本輕年仍然堅持其所追求的「自由」理想，我們還是不得不懷疑，這個自由除了時間的自由、去責任的自由（工作多為重覆性的低階工作，因此勞工所需付擔的責任相對小很多）、契約上的自由（多為短期的工作時間）外，勞工在其中所得到的自由為何？

就一份對東京都高中生「為什麼選擇當Freeter」的問卷調查中，複選的前提下，「不管如何，先有分收入再說」、「比正式員工時間自由」、「比正式員工，人際關係比較單純」、「比正式員工輕鬆換工作」等回答比率非常高，可以窺知物質生活富裕的日本年輕人，在選擇工作時，傾向「自由、輕鬆」的意識。而這個自 由的追求也在日本獨特的社會文化下產生了不同的結果。

不停移動的飛特族 一

日本的成果報告 – (我也是有好好做訪問的)

在日本80年代的泡沫經濟，日本不管經濟跟社會都面臨了一個新的世代的產生，就在這樣的時代背景，工作機會特多的勞動市場下出現了一個新的名詞「freeter」（飛特族），專門用來指稱15-34歲沒有固定職業、從事非全日的臨時性工作的年輕人。這群稱為飛特族的年青人打破了日本過去傳統勞資關係中的企業忠誠度與終身顧用制，也完全顛覆日本過去一直試圖追求的「日本精神」。

飛特族的出現普遍來自於三個不同的原因：延後工作型、夢想追求型，和無選擇型。延後工作型選擇成為飛特族的原因，是希望可以延後進入正常勞動市場的時間，在這個時間他們以打零工的方式體驗生活，也借由飛特族工作的特性來「享受」年輕歲月；夢想追求型者是希望可以以工作為輔來賺取足夠的錢支持他們追求夢想的人生計畫，此型的年青人多半為音樂、藝術家；而沒有選擇型則可能是因為本身的競爭力不足夠，以至無法在就業市場中爭得一席之地，沒有其他選擇的年輕人以零碎、不穩定的工作維持自己的基本生存需求；也因為日本經濟在80年代之後走下波，其就業市場事實上已經無能力提供給不停進入就業市場的青年。

在日本的就業市場中，女性由其面臨到更大的問題，包括性別造成就業成就上的差異，這都促使女性成為飛特族的可能高於男性。

在經過泡沫經濟瓦解之後的日本的經濟在進幾年，已經慢慢開始成長，無奈經過經濟摔退期的飛特族實在無力再回到日本極具競爭力的勞動市場，而新畢業的年輕人又不願再追尋日本傳統回到企業為家的公司效忠就業傳統上，這在多處都大大的影響了日本的經濟，而其也將可能憾動過去的日本社會。

飛特族的年輕人，在過去多半為依住在家的自由打工族群，依住在家的原因多半是因為低廉的薪資使他們無力付擔租金，也有可能是為了節省開支、將錢花在自己追求的夢想的過程上。但事實上，進幾年飛特族不再完全是一群依靠家庭的自由打工族，他們面臨了家鄉工作機會難尋、或是家人的壓力、年紀漸長等問題，開始有大量出走大城市的現象，而成為一個不停移動的彈性勞動力，他們追尋工作機會，也追尋那些人們口中消極的自由。

然而，大量出走城市並不直接的解決飛特族遇到的問題，大城市的的周遭雖然有很多的工作機會，但仍然面臨在大城市的生活消費較高等的問題；而因為離家後出現的住宿問題也突增了很多日本特有的「網咖難民潮」，這些飛特族無力付擔在大城市邊緣相當於他們一個月薪資2/3的住宿費用，因而花費一個晚上一小時50-60元台幣的費用住到網咖，網咖也因應如此的社會現象開始提供於網咖難民特別的服務，包括個人小間式的使用空間、沖澡間、與打發時間的漫畫書室，網咖延伸出的附加功能，使住在網咖的飛特族在晚間也有一個如同小旅館的服務。而事實上並不是每個飛特族都能找到打工的機會，因為飛特族與企業之間已經不存在於勞資關係中最基本的勞工保障，勞工呼之及來揮之及去，這都讓飛特族面臨了很多生活上的困境，很多人開始在公園裡紮起帳篷，或是睡在天橋之下以徒一安身之所。在這個過程之中，日本的家庭功能幾乎失去最後防線，多半的飛特族在離開家之後，幾乎無法再得到家庭的幫助，最後落得獨立面對就業市場的淘汰，與日本社會的排擠以至於最後可能成為每天在一日勞工市場中等工作機會的遊民。

而日本政府在針對飛特族的輔導與幫助上，只是一味的意圖將其再至入勞動市場中，以課程培養競爭條件、安排可能的就業機會，但就現實面來看，日本社會中的階級分野仍然普遍存在就業市場之中，經歷過飛特族的勞動力很難再次的進入企業中以正常的勞工身份聘請；況且就在各個企業都想瘦身，解決人事支出的付擔時，維持飛特族的勞動資源，事實上是在幫助企業節省成本；在這個前提之下，所謂的政府輔導只是再重覆飛特族的循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