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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會的革命可能

對於工會中所暗藏的那個改革派(reformist)的本質,將我們這些搞工會的人放置到一個萬劫不復的情況上面。很多就工會研究的資料,常常點出那工會:作為階級調解的日常課業,還有會務人員最終所造成得工會官僚問題。另外,常談到得是,工會到底是否可以做為一個工人運動的代表,或是工人運動的力量,這個問題在不同的國家與政治經濟情況下有不同的結果。反差可以很大得從俄國革命到法國68運動,在搖擺到義大利六零年代的運動場景上。的確,撇開工會本身的之外,外來的因素也佔一定程度的重要性。

所以,就現在的政治經濟場景來說,我們存在一個代議國家與資本主義並進制度中。所謂新自由主義的大旗下,企業無限擴張,在微弱的勞動法保障之下,我們某種程度自以為自由,與活在擁有一定權利的生活中打拼。工會在這裡的角色變得很不突出,除了工作大量得從純粹的體力勞動轉為大部分交錯的服務勞動外,階級對立的事實被複雜的訊息給切段,人們很難意識到我們只是薪資得奴役。而資本家長期教導對於「工會,作為工人的頑強叛變者」的先入為主之見外;小得可憐的工會偶而辦辦團康活動,不然就是如西班牙的工會幾個會務人員佔著辦公室,有些時候當你遇到問題找上他時,他們絕對會給你一種如同電影常見的「公務人長相嘴臉」得叫你先把單子填一填,然後你可以等待,律師或是其他的工會會務員與你聯絡,之後它們會告訴你問題被怎麼處理、還有你該做的部分,他們也可能會告訴你你應該告雇主(這接續著律師跟你談所爭取的薪資問題還有你應該要支付他的百分比,有時他不跟你談最後一部份,但是它不會忘記跟你請錢)、做調解,或是你可能就是需要再等一等,或是說這是非常棘手的問題需要經過內部會議討論,請你改天再來,而直到你下次登門拜訪前,他很可能也不會先跟你聯絡。

人們常常把這以上所談到的問題,將之歸諸於工會組織個體本身,有些工會的確惡名昭彰,有些工會是管理者、國家的非官方部門,所以這些工會的惡習決不應該被歸屬為是工會本身該有的情況,而是一種「異化」。

所謂的「好」的工會其實也不計其數,多少工會會務人員拼死拼活得為著工人的問題不辭勞苦得四處奔跑,一個人當四個人用,但另外一個問題出來了,這些工會大概不會太大,大概不會太老。主要得積極工會來自於,工會的新成立所面臨的組織初步基腳的建立,另外還有人們滿心抱著組織擴張得期待,對此人們特別會在組織初期努力的耕耘好他們遇到的爭議案,但很多的情況是,當工會過了一個時期,過去也打過了一片江山之後,就會出現一群老人,或是說工會中「最重要」的人們,他們有些是靠著某幾次的爭議案讓人們特別記憶,有些人是靠著年資受到大家的景仰。這些「受人極度敬重」的人們會一著呆在工會的深處,在「需要」的時刻,做出他們該做得事,給予那些意見,其中有些人可能還擁有董事長皮椅(地為表現),這幾乎是不讓人感覺意外的。

到底,工會是否真的可以做為一個工人運動,與階級運動的有力手段,在現實上其實普遍有幾個很難突破的問題。我的研究室在於西班牙的安那其工團主義工會,作為這樣一個政治取向的工會,應該是要被放置在傳統我們對工會的理解之外,不管是在工會的主要初衷與原則的取向與我們所認識的工會都是大異其趣的。這可能又要從革命工團主義工會來談起。但式在此篇文章我不多作著墨,將只是就著在資本主義現實下的工會問題與可能來談:

1.作為工會來說,我們實際上最直接面對的是日常的爭議案。這就是說,僅管我們有著再遠大的理想不能忘記,開始還是在於我們每日所做的工作之上完成。而當我們面對爭議案的時候,我們常常面對的一群急待解決勞資爭議問題的勞工,大部分的情況包括:欠新、開除、工作條件縮減、或是沒有原因的工作調度或是調整等等。當遇到這樣的問題的時候,勞工往往是很急迫的,它們期待了解發生了甚麼事、有些什麼樣的「權利」受到影響,還有就是盡可能的「回歸到之前」,或說「拿到那個我們該得的一切」。在這個時刻,工會不太可能有機會做階級喚醒的工作,即使給予了這些想法,也會被勞工為了「不自找麻煩」的情況下,敷衍的應和著(在賽維爾就出現了嚴重的情況)。就是說,即使工人們可以輕易得喊出革命性質的口號、或是加入咖啡廳的政治談話,這也並不表是工人是達到階級覺醒的層次,只有在思想被有效內化的情況使人們願意以行動來展現的時候,我們才可能說這個覺醒是完成的,不然那都可以算成是工人某種程度上的接受「階級說法」,而對於反應到自身上的情況還不甚明朗。接續前面所說的,當日常的「爭議」工作,只能落在立即的爭取工人利益上,而這指得事「勞資雙方的協調」,確實如此,工人們在「可取得的程度計算」下的結果做出充滿正當性的「訴求」,另外一方面資方在「不過分損失的情況下妥協」或是反對接受訴求得再進入爭議。這個過程之中我們很難看到些甚麼真正的革命因素,所以我們真的不應該將他與革命混為一談。而很多的左派工會人士常常會再堅持工作場所就是勞資鬥爭的場景發生之地,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將勞資爭議的協調、妥協或是「勞方訴求的勝利」與「階級鬥爭」掛再一起似乎就有點過火了。這個問題我不從爭議得這個「鬥爭過程」來談,而只看在「爭議」之後的勞工政治意識的改變經驗來看。我們可以說,在這些爭議之後,很少的工人真正的投注到工人運動之上,多半工人續留在工會的原因來自於對工會會員的一份革命情感,若是說他們在之後的爭議上當把資方勞方認為是一個「階級對立」的局面,還不如將她們稱之為「我可以體會你被欺負的心情」,很多時候資方都不是被當作一「階級」被認識,而不如說是一個比較缺乏仁義道德的「壞人」來看,而因此,資方有好有壞,好的資方就會受到「工人的敬重與愛戴」,這個矛盾的問題常常存在於跟我們一樣的工人之間。

2.另外,一般基進的工會都如我之前所提的是小型工會,這樣的工會首要可能面對人力缺乏的問題,另外也可能沒有足夠的資源,通常也不會有其他擁有一致革命目的的完整鬥爭聯盟。所以說,一來人力不足造成得面對爭議案,時間或是人手的不夠,根本不可能有什麼政治上的思考與合併進入到與工人的組織與互動之間,況且一個有效的政治培養是需要良好的環境與時間的,小工會通常都無法提供這些要點。第二一般來說工會根本沒有什麼實際的革命計畫,或說不管一個工會的革命歷史多麼的深厚,那些革命思想都只是寫在紙上的章程與遠景,這是很難與日常的行動可以扣接得上的,除了談談歷史的革命之外,人們也很少在繁忙的組織工作中能想到革命的計畫與工會的結合。在沒有實際得計畫下,不用說革命,連革命得準備都是不可能達成的。第三,在沒有計劃之下,行動當然無從而起。有些時候人們會將一些爭議中發生的「重大事件」與革命得想像牽連起來,但是在實際上還是差異很遠的。第四,一個革命需要的是很有力的組織,與有效的連結。而這在小工會身上都是很難發生的。第五,革命也需要一個好的時代與時機,一個革命的火花是有可能發生的,也可以被製造出來,但是在火花後是否可以延燒,這就必須要看整個社會當時的情況是否可以被有效感染,與接受到正確的訊息而讓革命一觸即發。

3. 最後是當「爭議」變成了工會壯大鬥爭的「聲勢」的主要來源。因為,工會很大部分絕對的是需要在「爭議」的過程之中發展的(但很重的,這不會是惟一個方法),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工會常常忘記了所謂的革命目的,所有的一切只變成了爭議案的「輸贏」。工會就在這個過程之中轉化了他們自己的政治位置,在這之後工會是否還有辦法真正的「鬥爭」?是否還知道它們「鬥爭」的目的是甚麼?幾個小時個工時、工資、工人控制?

 

安那其工團主義工會,當前最重要的課題是,認識到做為「工人聯合會」的身分,而不是一個單純的「工會」組織。一直面對其所擁有的其中一個「工會」的身分上,使得組織只能成為一個「工會」,而不能走得更遠得去之解資本主義普遍的階級問題,因為壓迫是日常、全面的,不管在資本或是剩餘價值上面,所有的控制全都在資方手上,我們在爭議上所奪取得並不是「那一切屬於人們的」,而是在「壓迫」前提之下的有限制「討價還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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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T CAMAS] Iº JORNADAS LIBERTARIAS

Protected: 善及善,惡疾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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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年前我開始認識台灣的一些文藝青年時,我第一次聽到有人說她的人生目的是做一個廢渣。雖然我不確定所謂的廢渣指的是甚麼一個確切社會狀態,不過聽起來似乎不太妙。但是當時我想,這些來自於上層階級家庭的人當然人生有很多的選擇得,他可以選擇30歲前做一個徹頭徹尾的廢渣,在過了幾年之後拿著老爸給的錢出國念書,回來又是一名文化評論人談起10年前她在台北街頭的游擊。所謂的自由可能就是這麼一回事。就像WTO所提倡的那套自由市場,只是不是每一個人都有一輩子的聯票可以闖入所有的遊戲,又可以自在的中途離開。

就像很多人以為文化可以被複製抄襲一般,若是我們製造出一樣的出場人物,若是我們做了某一些特定的事,文化自然就出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