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vitation to new asian anarchist network

Friends, you might receive a facebook message from me to a new list of asian anarchist, this is not virus, because i am closing my account, please send me your email i will send more infos and we will start another riseup account for that. thanx

[午餐]鷹豆尼Hummus食譜 (改天會附自製圖)

想教大家做鷹豆尼,但是很久沒直接用乾的鷹豆直接做了,所以不記得放在電鍋蒸需要多少杯水(記憶中一杯鷹豆加水,2杯水蒸吧-不行就再蒸)。
º1,在台灣鷹豆應該算好買,就是貴一點。我記得,幾乎在所有有機店都可以找到有機、埃及進口的500克乾鷹豆。前一天泡水,記得如果是大熱天,早上不煮的話最好換一次水。鷹豆是應該泡到浮腫起來得。(ps.一般來說你泡水一杯的鷹豆,應該是會有超過一杯的鷹豆。但是我們是至要烹調的是煮好後的500克鷹豆,我的建議是,如果鷹豆太多,你就留著做馬鈴薯沙拉可加入,若是沒有炒波菜加入鷹豆也不錯吃(因為安打爐西亞有一道菜是菠菜尼蒜打鷹豆,我從沒作過這道菜,但是有幾次鷹豆沒用完,我覺得加入波菜還蠻和的))
º2,調味料需求: 蒜頭一齒,1/4小匙的咖理粉、孜然粉、甜紅椒粉,鹽,(500克的話我)檸檬(會加到一整顆,但是正常人是一顆,如果沒有我會用果醋取代。檸檬味道是最好的,但是用到時方恨少)。橄欖油2大匙。
很多人會加入純芝麻將(我回台時,因為找不到,居然腦殘的買了有調味的涼麵芝麻醬,腦殘要有限度)一大匙。但是因為我家真的太少用芝麻醬勒,所以我從沒加過(雖然有人去希臘的時候買了一罐回家,只加過一次)。差別真的不大,就是一個味道好一點,另外一個味道一班班。實際上最大的差別是檸檬,還有初醡橄欖油。
º3,混合以上所有的東西,不要加水。很多人加水,但是我告訴你,不要加水,連煮豆子的水真的都別加! 基本上他煮過涵水量是足夠的,如果你不夠繳成泥我建議你防多一匙油。
º4,上菜的時候會在上面在澆一層橄欖油,然後灑上一點紅椒粉。
吃法,法棍麵包切片,不然就是無味吐司上一層。我其實因為他愛吃了,所以我可以直接吃這個泥。台灣有賣吐司邊的,和我一樣喜歡吃吐司邊得人可以沾吃,也可以炸過吐司邊沾吃。
如果你是吃素者,和我一樣很不喜歡吃堅果,恭喜你,這道菜可以幫助你提供所需要的蛋白質含量。煮好的鷹豆每100公克,蛋白質的含量大概是5克,熱量90卡。(一個50公斤的人需要每日大概40克的蛋白直攝取量)

[解放教育]初綻

我不是一個專業的教育者,就是說我不是來經過專業訓練的教育工作者。這在台灣的(非系統)教育環境來說,並不是一個奇怪、特例的身分。更有意思的,我還曾經在幼兒教育(3-7歲)工作兩年多的時間,之後我持續斷斷續續地與幼兒工作。

台灣的非官方系統教育環境之大,這是我們做為所謂亞洲人士都不覺得意外的。 我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我們就有這種”非官方系統”外的教育環境,不過這個所謂的無法可管、無理可言的非”正式”教育深刻的掌控了我們的全部。他與我們的正式教育是不可分的。

我在小的時候沒有還沒去過安親班,因為我們那年代還不多見,況且我家的經濟環境也不允許孩子去什麼安親班,所以我們就放羊的在父母的工作(工廠)內外度過我們的閒暇時間,這些時間我們的教育也在發生。我和我母親美容院的小姐們每天跟前跟後,接受它們的”流行與價值觀”,還有我也常常混在我爸的家庭霓虹工廠,聽它們談論社會世事的觀點。我的教育是這樣長成,所以我有很深刻沒有辦法抽離的”工人”背景。這個工人背景,不是左派理想化的工人文化,而是充斥著對工人矯情的價值背叛,這個環境深刻的讓我們綑綁在工人階級的位置,卻又把我們的精神生活丟向一個”未知、假設”的資本生活型態。我孩童階段從沒一天活過感覺像個資產階級,但是我的家人意圖在精神上保有這個假設的可能,即使我不知道那是什麼,但是她可能被解釋成、或是行動成: 所有的鄰居工人階級都在某一家便宜的童裝攤位買衣服,但是我家也可以在”高級”童裝成衣店打折時去購買衣服。還是,就算有些中上勞動階級看似很知識分子,但是他們家的小孩,可沒和我一樣可以從小學鋼琴。這讓我想起來,過去我家街上,那些父母都有上職業訓練班的人,已經算是高階的知識分子了,我們常常想他們是不是飽讀詩書,但是這樣想沒有什麼理由,不過在學校我和他們孩子接觸的時候,的確感覺它們的父母比較樂於給他們買更多課外讀物。對於我家,孩子所需要的書就是教科書、還有參考書,其他的書一律與我們沒有關係。

再回來談到這些非”正式”的教育系統裡,充斥著被排擠出”正規教育”的職業學校幼兒科學生,我在幼兒教育的時間,工作的同事都是來自於這個範圍的。這些人過去在國中升學的時候已經被拋棄一次,他們被認為是”不是讀書的料”、不然就是”必須很早進入職場”的年輕人,我不清楚他們在學校學習什麼關於幼兒教育的事情,但是聽起來都是一些挺實際操作的大方向觀念。我常常聽它們說,”阿,反正若是有一個學生怎樣的,你就怎樣的….”這些很實際的危機處理123,我們很少談論道理與什麼理論的,基本上,它們有一些很單刀直入,對於幼兒關係問題的處理方法。另外,因為我過去工作的地方都是全英語幼兒學校,外國老師在學校幾乎是最重要的亮點。大部分時間,學校若不是那些連鎖學校等級的大小,大部分是一個小園區,一個年級2班的學校,配有一個英語老師,然後中文老師要配合部分英語教學。而我在那裡的工作就是配合英語教學。

像我工作的這些所謂的”全英語”學校,大部分的學生都是來自於中高中產階級的家庭,他們大部分是父親一個人在括國企業擔任小經理、主管的位置,母親一般來說不工作,因為父親的薪水已經足夠負擔一個挺優渥的生活水平,不然就是媽媽可能有一些設計、服裝相關、還是國際企業的主管工作。多半我所接觸的是母親在家工作,或自行創業等的。所以我幾乎從沒見過任何幼兒的父親,它們往往在國外出差、不然就是工作繁忙沒有辦法出席任何關於自己孩子的活動。這些媽媽,一般來說也不過問很多關於孩子的事情,他們比較擔心的就是自己的孩子英語是不是講得很好而已。但是幼兒教育,尤其是在3-7歲之間的教育很重要的關係到孩子認識世界的方法、還有價值觀的培養。這些事情都被當成不重要、伴隨發生的’極次要過程’被疏忽。不過,我談的是過去15年前的事了。現在,想必幼兒教育是另外一回事,況且現在充斥這個麼多的所謂”親子教育理論”。

我自己開始意識到這個問題,開始於我開始學習認識政治問題的時候,我必須開始做一個自我療癒,去面對過去我所接受的教育是怎麼塑造了我的世界觀。首先我認識到我作為一個活脫脫、百分之百的台灣工人家庭文化所教養出來的孩子,我完全的反對、低劣化,作為工人階級的身分,我的教育中不斷重複的就是要我擺脫掉我的工人認同、我的工人階級傳統。在我的生活中,很多小事情的選擇來自與”區別”我與其他工人階級的”差異”,比如說我的家人讓我學鋼琴這件事,比如說我們在有能力的時候怎麼選擇不一樣的”有點奢侈”的消費方式,以至於我們不需要與其他”卑劣”的工人家庭們混在一起。還有,我父母不斷的評比其他的工人家庭的”孩子”,來區別我們不是屬於”工人階級”的一分子。的確是,在我們那個年代,我父母的生活環境圈裡,有很多工人階級受不住這個環境的”惡習”影響,他們染上嗜酒、嗜菸、嗜賭的惡習,很多孩子14歲就生了孩子、輟學混幫派,還有許多人14歲就跟自己的爸爸媽媽跑工廠打工,書也不讀了。在這個環境中,我們無疑是一群天使,不受到工人階級的汙染,而成為了持續念書、有出息的好孩子。我的爸爸到我12歲的時候還有時去她的朋友家打麻將,我媽哭了15年把她哭回家。現在我爸過去的朋友,喝酒到死的死了,工作摔死的也死了,賭博跑路的也不少,我們是少有”尊嚴”好好的活下去的一個家庭單位。當然,那些工人階級的朋友早已不相往來很久了。我們15年搬到另外一個社區(其實也就幾個街區的差異,況且我們一開始住的街區,也不算是壞的街區,現在儼然是另外一個中高中產街區住宅區了),這棟大樓裡的人顯得”教育”良好許多 - 剛好配合我們的身分(非工人階級)。

雖說台灣在這10幾年來已經開始重新的思考,教育的問題,但是,實際上這些問題都只是繞在邊緣的所謂資產階級閒暇的”良心”問題。不管那些有名的外國教育家提出些什麼特別的理論與教育方法,都只是邊緣的在”重新”塑造”資本階級”的奴隸,優勢化它們的”在生產”系統。所以,作為社運圈的同志更應該回去到問題最大的根源,去認識”教育”的問題,而至於我們所面對的議題來自於錯誤教育的衍生。

西班牙新法 Ley Mordaza

據說Mordaza是這樣一個東西:

基本上這是一系列限制行動、機會、虛擬世界自由的法條,這代表的實際意義就是在佛朗哥死後的40年,今年西班牙的人將失去:

( 網路 )
– 你不只是會因為”散發、傳播”恐怖主義網站會被認為有罪,就連(常常”habitualmente”)點看這些網站都可能造成違法。依575.2法條,你可能被監禁1-5年。(Ex.包括自治組織的網站空間、郵件)

– 在網上發起抗議活動,執法人員將有權蒐證找到不管是在口頭、線上留言發起這個抗議活動的”始作俑者”。

– 不可以對任何警察、執法人員拍照還有攝影,因為你可能會造成他們的人身安全危險(為什麼危險,怎麼樣會造成危險,沒有明確告知,可見可以由警方判斷)

– 擾亂公共安全,若是有行動違法、破壞政府運作、國際活動(8爺高峰會,比如說)等,都算違法。

– 建立網頁連結。由於著作權法規定,網頁連結不可侵犯著作權法,違法可處4年。

另外,觸犯下面的法規可以處以100-60萬歐元的罰款。

100-600歐元

拍攝記錄警察在遊行上攻擊抗議者。
在公公地方集會。
對警察不敬。
佔領銀行還是其他私有地的入口。
拆除警方準備的圍欄。
在路邊賣東西。
在大樓垂降布條抗議。
街上喝酒。

罰款601-3萬。



在州政府、醫院還是國會前遊行。
燒垃圾桶。
抵抗驅逐行動。
不服從/抵抗統治者。
拒絕解散集會。
不願被警方查證件。
入侵公共服務區域抗議。
在公共場所消費毒品(大麻)
不可以在沒有授權的情況下使用警方等國家的安全人員的照片與影像。

(繼續更新)

51歷史 – 甘草市集的8名安那其主義者

51workersimp

你還在過勞嗎?你知道8 小時工時的限制100多年前工人運動就鬥爭出來了嗎?

(喔,但你說,不工作過時,那來足夠的薪資? 當然,因為我們工時應該縮短,但是薪資應該提高!生活的目的不是為了工作,是為了生活啊!!)

五一不是假日、是屬於勞動者尊嚴的日子!!

5月1日是一個對勞工運動具有特殊意義的日子。雖然過去這個日子差不多被蘇聯的斯大林官僚主義綁架,還有那些所謂小資階級也爭著踏入這個過去他們不太關心的所謂”群眾門檻”,但是對於我們勞動者來說,五一勞工節代表的是全世界工人團結在一起的一個重大日子。在這天,我們一起回憶過去我們的鬥爭,並且期待這些努力建造出一個更美好的未來。在這樣的一天,讓我們這些工人記得:一個勞動者受到打擊,就是整個勞動階級受到打擊,唯有如此,我們可以團結對抗這些針對勞動者不公的所有事情

五一和安那其主義有什麼關係

五一的歷史其實緊密地與安那其主義運動聯繫在一起。事實上,五一源起的主要的原因就是,1886年芝加哥政府吊死八名組織工人為八小時工時鬥爭的安那其主義者。因此,五一的出現即是“安那其主義實實在在的發揮”阿 – 勞動者採取(不透過其他人,這指的是政治代理人=政客=立法委員的協助)直接行動組織工會鬥爭,改變他們現實的困境(克魯泡特金)

事情就發生在美國的1880年代。在1884年,加拿大和美國組織起來的產業聯盟和工會(原本成立於1881年,後來在1886年改為美國勞動者聯盟),通過一項決議,宣稱“在1886年5月1日以後,法律應該實行工作日為一天八小時的限制,我們呼籲本區的勞動組織門必須修改他們的法律條目來符合這個新規定。”然後他們號召在1886年5月1日發起一個大罷工來支持這個訴求。

在芝加哥,安那其主義者是當地工會運動的主要力量,某一部分就是因為如此,當天的工會決定在51採取大罷工行動。對於安那其主義者,要達到8小時工時的鬥爭,唯一的可能就是所有工人自發、積極的採取直接行動,並共同團結起來。對於他們,立法的這種”表面上的訴求”,最後都毀在資方的狡猾、和勞動者的無力下被漠視。對他們來說八小時工時不是勞動者最終的目地,然而要達到一個真正公平、解放的社會,工時的減少是過程,唯有如此,這可以給予勞動者更多時間參與鬥爭、與給予他們日常生活的休閒時間。而不是日復一日,被工作壓得喘不過氣,所有的人生都在工作、與工作後的休息中循環 – 讓自己有足夠的精神再回去工作。(工作不是我們人生的唯一目的與理由工作的目的是繼續工作更多嗎!!)
僅僅在芝加哥,他們就團結了40萬名勞動者走向街頭,這個行動也為4萬5千名勞動者帶來了縮短工時的保證。在1886年5月3日,警察對麥考密克收割機機械公司前聚集的勞動者開槍,謀殺了至少一個罷工者,並造成5個人的重傷,其

一場血腥的風暴席捲了整個芝加哥,警方察操了所有的會議地點、印刷廠,還有勞動者的家(當然他們沒有搜索證)。他們大概操了當地所有社會主義者、還有安那其主義者的家吧,並痛毆了具有嫌疑的人,”管他的,先操家,在管有沒有合法拉”。在被問到關於搜索證的問題時,聯邦檢察官-J.格林內爾的回答是這樣。他不計其數的人有輕傷。因為這樣,安那其主義者馬上號召所有人,次日到乾草市場廣場聚會,譴責政府的暴行。一開始,當時的市長對此事表示 “什麼都沒發生阿,至少不到需要我們介入的地步拉”。然而,在乾草市場廣場的會議上卻出現了180名強力警力,並且宣布會議必須馬上停止。這個時候,一個炸彈丟入了那個對群眾開槍的警察隊伍裡。事後,沒人知道多少勞動者在當時被警方開槍射殺。

八個安那其主義者因此被控謀殺,送上絞刑台。當時甚至沒有證據顯示他們有什麼”炸彈計畫”。當時的法官被告知”我們的法律正在接受審判、安那其主義也在接受審判。我們選出這8個人,因為他們是領導。當然他們和其他參與罷工的勞動者一樣有罪。陪審團們,定他們罪吧、以他們作為例子對廣大的勞動者祭出殺雞儆猴的例子,吊死他們可以拯救我們的社會啊”。當然,當時的陪審團也是精心挑選的,他們由資本家、和在爆炸中生亡的警察家屬組成。毫無意外的,這8名安那其主義者7名被判吊死,一名監禁15年。

因為國際的勞動者團結行動,兩名本來被判死刑的人被改為終身監禁。但是,這都無法制止美國政府的行動。5名被判死刑的人中,Louis Lingg在被殺的前一天,欺騙了看守者自殺生亡。剩下的4名死刑犯 (Albert Parsons, August Spies, George Engel and Adolph Fischer)在1887年11月11日被吊死。他們之後被稱為”乾草市場烈士”。在他們的葬禮上15萬至50萬名勞動者參與在葬禮行列、其他的1到2萬5人也參與了觀禮。

在1889年,在國際社會主義會議上美國的代表在巴黎提出將51設為”國際勞工日”。這是為了紀念勞動者階級鬥爭和“芝加哥八殉難”,自從那時開始,我們有了勞工節。到了1893年,伊利諾伊州的新政府洗刷了這八名安那其主義者的罪名”這審判根本就不公正”。

當時,芝加哥政府以為只要判他們死刑,就可以有效的壓下勞工運動。但他們錯了。其中一名被判死刑的安那其主義者August Spies說:

“如果你認為吊死我們就可以杜絕勞動者起身反抗…..這些受壓迫的千千萬萬名勞動者,這些在窮忙、苦難中辛苦勞動的人們,急迫的需要拯救阿… !如果你以為這些反抗的理由,只是我們的煽動,吊死我們吧!但是,事後你會發現,反抗的火光將在那裡、這裡、你的身後、你的面前,四處不在的爆發起來。這把火將由下而上燃起,你永遠也滅不了他們“。

越南安那其女性主義者的側像Anna Vo訪問

1.我記得我剛認識你的時候,知道你是參與在一個澳大利亞樂隊的主唱,你可以談談你參與的這些樂團活動?那是一個「單純」的龐克樂團,還是他也有其他意圖談談社會上的問題。

在澳大利亞期間我參與在幾個不同的樂團裡,其中有一個團活躍的時間長一點,跟著這個團我也巡迴了東南亞的幾個地方,對我來說,這個意義很重要,因為那讓我有機會和我的一樣的人在一起。
這個團叫做Crux,是一個硬蕊、D節奏樂風的樂團。因為他們的邀請所以我加入了這個樂團,也因為我以為這3個白人男性想和我建立一個好的關係還是友情,但是實際上不是那麼回事。參加這個團,給了我機會去大聲唱出那些,過去我不能在這樣一個「白人」主導的安那其還是酷兒環境中談的事情。

我的歌唱出了強暴、性侵犯、虐兒、種族主義的鬥毆、激進種族主義社群、移民,還有那個影響我還有我家人至深的越南戰爭,當然還有那個作為一個非白人的我生活在一個極度種族歧視的國家的經驗。這個團真的給了我一個空間去談這些事。因為如果我直接在一個對話中提出這些事情,幾乎沒有人會傾聽或是試圖理解。因為作為一個「女性主唱」我被其他的「女性主義」者批評。那真是一個混帳的時期(十年吧,從2000-2009年)。我很高興我現在遠離了過去那些鬼屁之事。:-)
2.我記得你當時也活躍在那裏的運動中,我記得你是不是在安那其書店工作,和我們說一點那裡的事吧?

我當時參與在一個安那其書店(Jura)的一個活動組織中,另外我在另外一家書店(Black Rose)工作。他們是兩個很不一樣的團體,有不一樣的群體參與在其中,還有他們所座落的區域也不相同。其中一個比較著重在工會、工人的題目上。另外一個比較著重在直接行動的參與。。。

我很難用一個小的段落來說明這些團體的事情,但是,很明顯的他們內部都存在著一個權力結構,就算他們是一個沒有階級主義,反威權的環境。我覺的不管在小團體還是多團體的組織中都存在這樣的權力結構。總是存在著主導者,還是控制人們做什麼的人。。。 哈哈,對我來說那就是個奇怪又不舒服的情況。

3.你當時也參與了其他的政治團體嗎?他們做些什麼?

在澳大利亞嗎?在澳大利亞的時候我大部分專注在學習上,還有我當時有3個工作,所以除了兩個剛剛提到的安那其書店,我沒有參與其他的團體。但是,我有時候準備一些在社區組織的女性主義還是種族主義工作坊。我也搞一些DIY活動,還有朋克還是噪音表演,我也有一個獨立唱片品牌,然後還有一個政治的舞蹈和表演團體,這個團體就是意圖玩得高興。在澳大利亞的最後一年我有了一個脊髓損傷的問題,我不再公開的活動,因為我必須24小時臥病在床。我很多時間參與在悉尼的白人酷兒運動中,在這期間我開始學會知道誰是你真的朋友,誰是膚淺愛評論人的。

我的脊髓好一點之後,我搬到了柏林和倫敦,在哪裡我參與了很多的政治活動,那裏的活動,比較自主、更有創意。我的想法帶來了一些動力,人們開始參與,這段時間非常有意思。我們著手的議題包括仕紳化、房屋問題、性別問題、社會責任、反暴力療癒,還是轉型正義等。我特別活躍在Ratstar還有Offmarket兩個社會中心之中。我很自豪於那段時間所參與組織的活動,還有我所參與在的那種社群,因為如此我們可以完成所有的項目。

4. 作為一個移民後裔,你覺得在運動中面臨了很多歧視嗎?他們把東方主義架構在你的身上,框架了你該怎麼樣?還有你和你父母在成長文化的差異,是否曾經讓你難以自我定位?我在當中文老師的過程中,遇到很多中國移民的後裔排斥他們父母文化的情況,你怎麼看這些事?
當然,從我12對開始,白人就常常告訴我,我應該怎麼做,怎麼跟我的家人說話,我又該怎麼蹺家,排斥我自己的文化。我大一點以後,我開始變成一個安那其主義者,我記得我的父母因為沒有錢付他們的租金,我因而幫他們安排住宿的問題,其他人就為此批評我(編案:可能是他們覺得他的(幫忙父母的)做法在捍衛「家」的資本主義基礎單位)。然後我加入了一個硬蕊龐克團,他們又說我學習建築怎麼樣的,就算他們知道我利用了我的知識和學習在亞洲幫忙建立學校和孤兒院(而不是成就自己變成有錢人!!)。曾經有一個擁有自己馬匹的朋友批判過我,我說我這樣住在一個悉尼幫派份子區的國宅裡,根本是個資本主義者。我的同儕不明白在貧窮線邊緣成長的情況是怎麼樣,他們就只會給你一些狗屎的白人中產階級的看法。人們總是在找你麻煩,在澳大利亞,人們總是評論我的文化、種族還有我的選擇,沒有人意圖理解我為什麼做這些事情和選擇。他們試圖無視於我作為一個越南人和亞洲人的差別,唯一當他們會提到這些差別的時候,就是他們把我的差別作為笑話的時候,所以我必須接受那些充滿性別,還有種族歧視的笑話。我在澳大利亞度過我人生的大部分,但是現在我只和差不多3人聯絡,我在這個地方花掉了我大部分的精力與時間,但是最終,對我來說那是一個泛爛著不安而害怕的人的一個懷有惡意,種族歧視環境。

說到自我定義的部分 - 我現在開始給予一些關於白人凝視、內化種族主義等等題目的工作坊等。我覺白人至上是如此的強大,還有他們意圖同化所有一切的力量將我們的種族歧視問題內化得如此深刻,特別如果你生長在這種環境。如果四周的人因為你沒有白人價值,還是白人的審美觀、白人的習慣還有觀點你就是可恥的。這個情況是很複雜的,我就這些題目書寫,還有談話,因為你必須知道,對於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情況,不同的影響。我記得曾經何時我也曾有白人夢,我14歲的姐妹為我『為什麼我不和我的朋友一樣白』,現在我很高興我已經更年長,我為那些作為越南人的一切感到驕傲。我不在乎那些白人凝視,我不鳥她們意圖對我做得同化。我就是我,我不會再因為怕那些寵壞的白人不舒服而不展現自我。

5.我記得我讀過一個文章關於澳大利亞的性別問題,很多人可能因為你自我標榜為女性主義者而不喜歡你,西班牙的同志喜歡以『女性主義納粹這個,那個的』來帶出一個笑話的同時,展示自己的非女性主義極端教派的性別知覺位置,但是我們也可以說這是一種男性主義,你在澳大利亞還有柏林有看到一樣的情況嗎?

我不喜歡對那些我住過的地方給一個一般型的一致回答(但是我打算這麼做)-我覺得父權主義還有白人至上,以不同的形式存在於所有的地方。我覺得權力架構有時候是強大到難以打破的,特別是在那些主要多數為男性白人的主導環境裡。我會說在每個地方,都有人會對新的點子、不一樣的人質疑,或是他們沒有時間聽不同的觀點。很多人握有權力而不願意放下。這樣造成我們被排擠、精英化、異化。這可能會發生在性別議題、種族議題,還是因為能力、身體還有精神上的情況差異,經濟上的不對等的題目上。不同地方的人對那些擁有權位的人充滿崇敬之意,而排除那些他們認為「沒有用」或是沒有社會資本的人。什麼地方都有愚蠢,混帳的人,也有善良可愛的人。我試圖去尋找後者的人們。

6.你可以談談你所在地這三地(柏林/澳大利亞/美國)的運動環境差異嗎?還有他們的性別還有種族問題的情況。

這可以參照前面我所說的,人們還有行動者他們對自己的權力與控制是意圖維持的。

要談種族問題,這可能與當地的移民人口有關;還有歷史條件下他們怎麼存在。在美國的情況,談論「反黑(anti-blackness)」根本就和「種族主義」一樣,美國對待非裔美國人和原住民是極度惡劣的。在澳大利亞,那些仇伊斯蘭者還有對西亞人的仇恨犯罪也是很常見的,在最近的15年出現了很多針對西亞還有穆斯林人的暴力攻擊。他們也有很多反澳大利亞原住民的問題。
住在柏林,他們對於原住民的題目比較少,大部分談的是具有歷史性的法西斯主義,還有現存的地方上的法西斯者。還有一些關於反移民的種族主義問題,但是大部分是那些猶太主義的納粹政策,因為這是他們的歷史脈絡結果。每個地方有不同的情況。
7. 作為一個安那其主義者,在資本主義社會的實現是很難的,我們要嘛必須找一個工作,不然就是回收、佔領一輩子。聽起來差不多難以相信怎麼這樣活下去,怎麼獲得「在系統之外」,又好像其實是靠著「資本主義的過剩」存活。你怎麼看到一個安那其主義者的日常生活,你怎麼鬥爭自己的生存呢?

哈哈哈,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我在每個地方總是試圖迎著風多舞蹈下去。現在(在美國)我每星期工作65個小時,那麼我可以付得了的我房租、食物,但是我總是還是幾乎破產邊緣。這不是一個理想的生活,我沒有社交時間也沒有休息時間,但我也同樣的沒有選擇,因為如果我停下來,我會失去住的地方。我不知道什麼是「系統之外」的生活 - 真的存在嗎?可能存在嗎?所有的事都是相關聯的對嗎?

我覺得你可以不靠金錢而活,只靠交換還有互助,但是就算這樣你還是在這資本主義的系統裡。

佔領住屋,靠著資本過剩,根本不是「活在系統之外」,他靠的還是系統的運作。

你去抵制一個東西一件事情,代表著有一個消費機制存在,讓你可以抵制。所以每個人都必須看他們的生存要素的先後次序,對你來說抵制一個東西是在你的優先次序中嗎?為什麼他是?為什麼抵制這件事是你生存的意義還是原因?是社會正義的優先次序嗎?是互助的?他可以毀掉國家嗎?是不是每個人都可以有一個平等住屋?是享樂主義?是生存?是原則?是人?我覺得作為一個自治的主體,首要就是自我決策,或是和你的團體「共同決策」,決定你們的目標、你們共同的優先次序。然後依著他活下去。

(本文的政治化/政治活動 只的是安那其主義作為政治思想的活動,與台灣所熟知的政黨化毫無相關-特此註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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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社內部長相I

1.當人們談論公社,人們很容易的刻板印象的想像那是一群嬉皮士之類的人搞的。你可以說說,到底搞公社的人是什麼樣的人嗎?
 我會說,他們就是那些農業區裏一群對現代社會,還有那些所謂的城市生活方式不同意的人們。在我短暫的經驗中,這些人大部份是中產階級(從高級到低級中產階級都有),他們有一個強烈的左傾思想、環保意識,有一些人則是受到神秘主義的影響。
2.一個公社和一個佔領的住屋有什麼不同?公社存在不同的類型嗎?有什麼不一樣的類型呢?
公社和佔領的房子差異很大,第一,公社不一定是一個佔領的空間,很多是共同租用、購買土地。。看組織的情況,可以有所差異。然而不管這個公社的土地來源是如何,他們很少存在一個『公社』與周圍他人的區隔,所以比較起來公社是比佔領的住屋更加開放。另外,很容易找到一個在經濟、育兒、日常生產上分享的公社。。。但這城市裏的佔領住屋比較少有這種情況,雖然也有一些佔屋是這麼樣運作的。
3.這個主意是怎麼出現的,有一個歷史背景嗎。
我認為這是嬉皮士運動中的遺產。60、70年代的嬉皮運動開始反對工業社會和那套價值觀,他們起而捍衛一個更簡單,並與自然和諧的生活,他們意圖建立一個更團結、平等的價值觀,和快樂的人生。我認為近年的危機強化了這個過去被提出的提議,因為這個城市已經沒有辦法為幾百萬的人們提供任何解決之道,尤其是青年人。在這樣的背景下他們提出了新的生活之道,並開始加入實驗一個新的「社群」團體模式,特別在農村的部分,他有很多多樣性,特別對於西班牙,比如說Lakabe或者Portales(這兩地為有名的群聚公社,請參考註一),他們開始有了更多人的造訪,還有合作。
4.很多人都在問,這樣的公社在西班牙北部可行,因為那裏有很多遺棄的土地,還有那裡也有佔領的歷史,你覺得是這樣嗎?
在各地都有公社。其實擁有最多閒置空間的自治區不在北部(阿斯圖里亞斯除外),比如說卡斯蒂利亞(在teruel, soria, guadalajara等⋯⋯)。還有公社與其當地的都市化壓力是有相關性的。所以,其他地區我所知道的唯一在臨海區的,只有一個位於阿美利亞的佔領村莊(其實不是公社)。我覺得大部分的公社位在那些土地價格比較便宜的區域(巴斯克除外,但是他們有非常具體的社會政治因素在其中),還是那些不存在旅遊業壓力的地區。顯然的,很多人進入這樣的社群中是因為他們想逃離城市那些不穩定的生活情況,同樣的他們也沒有辦法負擔大筆的土地還是住家的投資。
5. 公社怎麼運作,多少人,還有怎麼找到一個地方,誰做什麼工作?可以形容公社一日生活嗎?
我想再次強調,公社有很多不一樣的項目。我住的那一個做為例子,有一個表格紀錄著所有的工作項目,然後每個星期我們分派工作,每個人都知道自己必須負責打掃,做飯等⋯⋯。還有一個時間表會標示在什麼時間該做什麼工作:生產工作(菜園,材火,採買。。。),教育工作(照顧那些和我們一起住的孩子)還有個人時間(每個人自己做自己的安排)。以前我們有三個人,所以是一個小的團體,對我們來說要組織這些相對的容易。如果去想像 Lakabe的情況,他們必須面對50個人共同生活的組織方式。
6.可以談談人之間的關係嗎?公社總是座落在城市之外嗎?這樣這些人總是花時間待在一起,可能會加深相互間的緊張關係嗎?一般來說的情況是,怎麼解決這些問題呢?
像我前面說的,很多人選擇去了郊區,但是也有些公社選擇在城市內組織公社。在村落因為他們經濟上共享,所以相互間可能更容易產生爭議。我所在的這個團體,在之後花越來越多時間在這個問題上,因為這個問題在當時對於我們,是唯一一個可能使團體崩解的原因。所以我們開始一個星期聚會一次,做一個“情感空間”的活動,在這個時段我們使用遊戲的方法,在一個安全與關愛的情境下幫助我們解決相互間的衝突,在這個時段,我們也可以產生相對的同理心,還有紓解張力。在這個時段,我們也操作受壓迫者劇場,還有我們也為這個時段設計了很多個動態性的活動。對於衝突沒有萬靈丹,但是重點是必須認識在社會生活中,衝突總是存在的,在相互的生活中我們可以一起學習著與衝突共存,並學會辨識衝突的發生,進而去談論他還有改善。
7.經濟部分的問題?在公社裏沒有存在金錢嗎?怎麼安排呢?錢來自於哪?公社可以抽離我們現在的社會體制?可以完全不需要錢?
在我屬的公社裏我們內部不存在金錢交易,但是,當然外部的一切事情都與前有關係(汽油,租金,電,丁烷,還有食物等。。。)不使用錢生活是非常難的,我們必須放棄很多東西,還有需要很多的力量生產一些基本生活用品。我不認識任何人在完全沒有金錢的情況下運作的,在我的團體,有一個人他有一個遠端工作項目,他在做這個工作的時候,也算在公社安排的生產活動中。然後,他把所得全放進去公用的罐子裏。有一小部分也來自其他人的工作,除此之外他們每15天做一個公共素食無殘忍廚房,這些也幫助少許收入,但是我們沒有一個大的共同的經濟項目,這也是我們團體可能應該嘗試的。
8.在資本主義制度之外的生活。是否有可能?
我想你不可以說他是一個資本主義之外的生活,但是是的,就像剛剛我們說的,這是一個“降低需求與滿意”的生活,就是說,我們花費的極度少,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不需要進入一個僵化的工作情景與條件中。在我的團體,一個月3個大人一個小孩花費400歐元(13,200台幣)對於西班牙來說,這是很少的。但是要放棄所以在資本主義中生產的東西(房子,電,太陽能板,在我們的天氣不可以生產的食物,比塗說麥子,有等。。。我們只能以腳踏車還是步行移動,不能與那些住在遠處的我們所愛的人見到面。。。)我個人覺得這是一個很基進的解放於需求與花費的行動。
註一 一部小的紀錄篇介紹Lakab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91pBFyLWIx4。關於Los portales,更多的介紹可以看 http://sites.ecovillage.org/los-portales

工人共工合作社之一 - 一個沒有剝削世界的開始(安娜阿科:汽車零件合作社)II

7.你可以更詳細的解釋一下發生在安娜阿科,「徵收合作社前身的公司」的過程嗎?還有以前公司內部,資方與勞方的關係?

因為這些事情發生的當下我還沒有加入合作社中,所以沒有辦法給你一個更細節的解釋,我進入的時候合作社已經成立了。我之前說的徵收應該不是一個很精準的用詞,實際上他們經過了一個時期的心理戰術,最後兩個資本主義合夥人決定拆夥離開。
8.你可以談談目前共工合作社的產品供應來源,當然我們還是理解我們生活在資本主義的社會之下,安娜阿科肯定也面對生存在這個資本主義供需市場的現實,但是安娜阿科怎麼在這現況之下去鬥爭一個可能呢?就是說你們怎麼在商業行動上去鬥爭,讓這些上下游的供應商與客戶可以接受到這些訊息,與幫他們創造出行動的空間?你們也和你們的客戶談論供應鏈可能的革命方式嗎?

我們現在經銷的產品(那些汽車零件)都是來自於資本主義企業(依我們所知)。產品的來源地也是多元的,一些是西班牙製品,其他是其他的歐洲,甚至某些產品來自於中國。

剛剛好近期我們開始經銷我們的同志所自製的產品,包括了一些蔬果類的東西。(這部分的工作,多數是我們以個人的方式吸收掉工作,而不支薪。)

過去我們也曾經試圖找到與我們思路相近的同志來搞一個汽車維修廠,但是最終我們在馬德里沒有遇到,有這些技術的同志。事實上,在這個產業類別中我們沒有很多相近的項目與存在團體可以實際的共工。所以,對於安娜阿科,我們同時也在尋找別的出路,一個更可以與我們的想法一致的生產工作,我們有過很多不同的嘗試,但是直到目前我們還沒有找到適合的可能。(尤其我們其實沒有足夠的經濟能力作嘗試)。

我們目前和在Lavapies(馬德里市中心的一個區域)的同志們創建了一個圖書出版和分發的新項目。雖然我們剛剛起步,但是這個比起現在的汽車零件經銷事務帶給我們更多的期待。同時我們也可以將力量花在出版那些由我們的同志撰寫的書(關於安那其主義)上面。

實際上,我們的夢想(就像我之前說過的)就是一個產品;從原料到銷售都是在一個沒有剝削的環境下發生的,並且也都遵循一套去階級主義的安那其主義『議會』運作方式。我們想做的是一個從印刷,出版,編輯到發送的安那其主義書籍出版商。

而RCA的部分,他們其實是更開放的,參與的團體從水電工人共工合作社到餐飲,資訊,移工資詢,啤酒還有工藝品的生產,酒吧等。
9. RCA的工作只是將這些共工合作社聚集在一起,或是你們也在推廣一個工人自治的思想,並有一套計畫協助工人徵收他們的工廠。特別是現在西班牙的工廠面臨很多的關廠問題,如果有一個工人來到RCA說他的公司運到問題,可能在近期關廠,網絡可以協助這個人將它的公司導入一個工人自治合作社嗎?

RCA的初衷是希望促進相近的工人共工合作社相互連結起來,達到團結與互助。之前我也提過,RCA搞了一個基金幫助其他的工人建立新的項目,並聚積了一筆錢來資助有需求的、新的工人共工合作社(最近的一個項目,提供了La Veer一個精釀啤酒合作社購買一個新的發酵機)。我們也組織過幾個活動,幫助網絡裏的合作社認識其他的佔領公社與其他的地區行動。但是不只如此,我們也擴大的發展一個社區交換還有替代貨幣機制(La canica)。在這之中我們可以相互的交換我們生產的服務和產品,而不受到資本主義經濟體制的規範。這個擴大出去的網絡,不只限制於RCA的合作社。

至於你提到的公司與廠區佔領的部分,一些工人來到工會表示他們他們的公司面臨問題時,我們也曾經試圖提供類似的協助行動。但是如同你說的,在西班牙現在我們還沒有什麼實質的成功案例。其實最近一個星期阿根廷的Adrés Ruggeri來馬德里搞了一個座談會,分享的就是阿根廷佔領公司的經驗,他自己也在一個佔領公司工作。

就西班牙實際情況來談,我們的問題在於我們存在一個所謂失業救濟金。這個救濟金就像最後一線的滅火隊,讓工人就算在面臨失去工作這樣一個危機點上還有一個折衷活下去的可能性。對於『西方式民主』他是遏止革命發生,有效的緩衝手段,這個由『民主政權』丟出來的麵包屑深刻的卡住了暴動齒輪的運作,確保人民一致、苟延殘喘地活在最底限。
10。就你所說的RCA對於所有的合作社是一個很重要的連結與運作的支持,但是若是其他的合作社座落於一個沒有這樣網絡的地區,他們有什麼可能的替代方案嗎?還有西班牙存在其他的類似團體嗎?

我們覺得若是孤立的行動不可能會成功,所以聯盟主義也是我們搞共工合作社的一個主要基石。不管你搞的是什麼產業類別的共工合作社、社會服務也好。但是,當然的,我們在建立這個聯盟與網絡的時候,必須思考我們之間在組織立場上共有的一致性。保有這樣的基礎後,其他的組織類型還有模式可以在這個基礎一致上進行,由直接參與的工人自行的找到可以操作與運作的方法。他們可以選擇比較非正式的工作模式,或甚至選擇如同全勞聯工會這樣比較嚴謹的組織模式,但是我們從不應該拖離一個相互協作的集體,去孤軍奮戰。所以當我們成立RCA的時候,想的就是這些事情,有一個網絡可以讓我們相互扶持,與團結在一起。

在加特魯尼亞幾年前搞了一個叫做La cooperativa Integral Catalana,他和RCA不一樣,但某些部分與我們有相似性。這個網絡的創始者是Enric Durán.

11.首先,我必須先說,我可以理解共工合作社的同志們在努力建立一個有尊嚴,並且自主的工作條件與環境。但據我了解的是,在消費的團隊裏很多共工合作社的產品在價格上有點偏高,我的問題是,在我們理解共工合作社的情況下,也必須回去理解一般勞動階級還是在一個資本剝削的勞動環境中賺取有限,經過層層剝削的薪資所得,所以是否這些人沒有辦法進入這個公平自治的經濟環節中。我想了解,共工合作社理解到這個一般性的問題,並存在一些可行的方案嗎?讓所有的工人都可以進而在共工合作社消費。

說真的,共工合作社的價格真的沒有辦法與資本主義的價格做對抗。這當然又得回到資本主義結構的現實上去談,經過層層的剝削他們可以將成本降到最低。但是我會說這個我們人生不斷在面對的問題,是一個優先次序的問題(很多人,也包括我們身邊的同志),他們選擇將錢投注在剝削土地與勞力的電視機上面,也不願花錢購買那些和我們相近思想的同志種植的有機蔬果,他們的理由是這些東西的價格高於一般資本主義市場價格。

消費行動也必須有他的基進性,這些共工合作社的價格定位有其原因,這和資本主義生產模式的剝削與階級主義全然不同,這樣,我們每個人在消費的現實上都應該盡力(依個人能力所及)。其實,如同我之前提到的,我們其實每個人在共工合作社裡鬥爭出來的生活也只是勉強餬口,所以至關重要的關鍵就是建立一套更嚴謹,廣泛的網絡,這樣的話我們的價格也可以有效的調整到所有的人都可以負擔的標準,最後我們甚至可以有能力不斷的擴大,深化這個經濟體質來取代現有的資本主義體制。就是如此,我們不應該努力的只鬥爭某一方面的議題而丟棄其他的議題(工團,動物權,性別,反鎮壓,等),若是你只是執著的鬥爭一個題目,而沒有顧及其他的問題,那麼我們不可能真的有效的鬥爭出那個我們渴望的世界,我們必須拾起所有的面向來抵抗,包括我們在經濟消費上的鬥爭。

12.現在現存了很多服務業的工作,包括酒吧、物流、還是共工劇團,還有食品類的共工合作社。你認為現在最缺乏的合作社是什麼類型的,你會覺得這些共工合作社所涵蓋的範圍比較集中在服務業嗎?還是你覺得已經包含了許多不同的產業類別?給點例子吧!!還有你覺得在RCA這個網絡缺乏些什麼生產團隊呢?

不幸的是,共工合作社的產業選擇很多還是集中在餐飲類別(菸酒類的東西還是比較容易成功),但是在RCA有很多不一樣的項目,像是農業、心理健康、文化、水電工、移工服務等。

如果我們想,我們也可以搞解放學校、年長同志中心、自然醫學、健身房等。但是,錢還是主要的問題。
13.我很驚訝,你覺的對於一個共工合作社中最難的部分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可以給一些衝突的例子(不一定是發生在安娜阿科裡的。如果你能給我們談談這方面的例子),還有最終的解決方法。一般人會覺得,若是我們因為擁有同樣的想法而聚在一起,相互間達到共識可能是更容易的?

安娜阿科運作了7年,事實上,我們是一個很緊密的團隊,我們相互熱愛著我們的同志。但是也不騙你,我們也走過困難的時期。對於我們開放會議是極度重要的,他不只是我們工作分配、討論、決策等的主要機制,在這個會議中,我們也學會怎麼消解相互間的衝突。

一個屬於RCA網絡的酒吧,前陣子就真的岀了問題。一開始一些同志間的出了一點摩擦,然後沒有被處理。之後,我們必須組織一個有外部人(RCA的夥伴)參與的事件委員會介入化解衝突。最後,經過幾次委員會的會議(維持過去的開放會議的操作),還有衝突雙方的參與,達到一個共識。就像我之前說的,我親眼所見很多共工合作社就是在這樣的相互衝突瓦解,這個問題比起金錢上的問題折損了更多的合作社。所以,對於這樣的問題,我們應該邀請外部人士介入協調雙方當事人的衝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