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又一則

台灣一直來都沒有甚麼革命文化的經驗與理解,即使革命這個字眼常常出現(比如說洗衣機的廣告也喜歡使用革命這個字)。所以人們過度的使用革命,相信革命所意旨的就是一個改變或改善,像是我們從過去得保守運動做出了一些小小的突破,就馬上要趕快走出來站在升旗台上領獎,人們馬上要給你鼓勵和歡呼,快點,拿給我個革命獎,我是二十一世紀的葛瓦拉。當然,這也不是台灣才這樣的,只是我在這裡感受特別深刻。

我想這是台灣社會運動的普遍習氣,人們不喜歡互相或是對自我批判,不過我這樣說老實說是汙名化台灣了,事實是這好像成了人的天性一班,因為我們不斷的被教育要一追求美好、快樂,儒家的善。而就在我們做了一個社會運動這麼具有道德感的事情,誰還可以批判我呢?人們對於不僅僅是批判,就連建議都是敏感的,她們總是可以很快做出反應,一則你馬上被掃地出門、列為拒絕往來戶,要嘛她們把你當作嘴賤之人,社運老鼠人人喊打;在更有深度一點她們會說你犯了認識論上的錯誤(搖頭)。因為運動精心算計,和充滿經驗的專任組織者,問題是很少會出現的,若使有一個問題,那絕不是組織或是運動、行動的問題,而是你不明白,你不能夠明白。況且,最重要的是在這個溫馨充滿大愛的社會運動中,你如何可以,你怎麼能夠去加以用你那膚淺的知識與了解來強加上你錯誤的認知,而提出你那不足為信的看法,所以道德大軍組成了,她們總是忙著幫忙搖頭,對對對!何以能夠!!!很少人可以說,的確的,我的看法可能是單面向,某些部分我可以同意你,某些我不能,但讓我們坐下來談吧,你認為你看到甚麼,而我看到甚麼。批判不全然都是死刑,而是一個開啟對話的空間,若是這樣的質疑與反對意見存在,我們能夠更深入的去改變調整運動的方式,而在運動的過程中慢慢進化。然而其間,我們絕對要記得,這些慢慢的改變都不會是革命,我們要等待,等待著。因為我們如此的渴望革命得到來,所以我們絕對要等待到那個時刻,才敢喊出聲。是得,革命到來了,我們全部都團結在一起,不平等在這一刻消失了,先生請你往後退吧,不要一個步的站在我的前面,像是我的領導一樣,因為如此你使得革命又延後了,我們每一個人都可以為自我發言的,是得!因為,革命已經到了。

在西方國家,人們是存在著很多的優勢的,包跨她們可以大拉拉的跟你使用這個Refomist字眼,這些在台灣得我們看起來都是罪大惡極的。我當然不能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全免除自我的罪惡,我過去的工作將在這一輩子一直得獵殺我,我知道這左手遞給我錢得機構,在右手又殺了思想本身,我們都不能得避免,在台灣的組織們都間接或直接做了很多漂白資本主義、霸權之事,而且最大的問題我們還嘴吧喊著革命革命的,像是我們都是非常充滿智慧的詭譎者,我們進入系統而殺其要害;但現實是,我們進入系統讓思想被殺害。我們反對國家,我們反對資本主義將另外一邊的階級置放在我們的頭頂上,以吸取我們的生命而活。但是,我們得機構是否儼然長成另外一個小型國家,由少部分的人來為其他的人決策,想像這些口號和演說是如此的反對霸權甚至有時可能是反對私有制,反對國家暴力,但在面對進入所謂的群眾社會之中,這些在十年前跟十年後一樣都拿著麥可風的人是否也代表了一個變種霸權,他所謂的民意是否也是強加在眾人身上,而不是在一個群眾議會上被討論、共同認識出來的結果。組織運動常常在忙著達到年度計畫之時,忘記了小目標的終點絕對不會是最重要的,過程才是走向社會革命終點的重心。前幾天我向朋友提到,霸權跟權力是無所不在的,你面對10個工人的組織運動,所有的人都允若要跟你衝,相信你,把她們所有的一切交給你,你真的可以說不嗎,僅管在初期你認為是單純的善意,在過程與最終他都會變成一個蝕去人心的邪惡果實。就像當初建立國家、議會,系統的思想一樣,並不是每個人都在思考霸權,想著要怎麼更有效、更方便、更全面的控制和保護社會的「民主」,但是最終自我失落在這樣的過程中,而過程就該是一切,所以我們絕對不能不寄一切的達到目的,而是要不記一切的專注在過程,使真正的民主進可能得被使用,被接觸,被理解,至少在我們失去一片土、一個家、一個工作之後我們可以挽回一個思想的解放,使這些的人如此得充滿自信與勇氣,小小散落一地的星火,總有一天燒光草原,因為她們不斷的傳播。

當然,不管如何革命還是會繼續一樣得被氾濫性的使用,有一天連國家都會因為一次得微調教改而使用「革命」的字。就像那些我所談的安那其主義思想,在六零年代,他作為攻擊反對共產主義中國的「民主」武器。今天她也再次的被拾起,作為一些既的利益者在文化墊堂的叛逆小武器,當然,我們無法得知他是不是如同六零年代一樣,是間接政府經費來的使壞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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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小誌

在我們工會,我指的是全勞聯,規定工會不能簽署或是同意任何勞資爭議案以遣散和解,但在我門的抗爭之後,很多的工人都會最後自行接受離職。聽起來的確是一個很進步的規定,但也使好多個地方工會面臨被批鬥和開除的問題。

三年前的五一,我第一次見到卡洛斯,他在五一的遊行上發言談到他的工作,激憤的哭了。他是工會在他清潔公司裡的代表,在十年前她們的爭議造就了賽維爾工會的鬥爭名氣,她們成功得再全面的罷工與絕食抗之下成功得贏了這場爭議案。當時清潔公司的政府外包清潔區中,大部分的人都是全勞聯會員。十年之後,只剩下三個人,大部分的人在期間被迫離職。卡洛斯作為其中的基進清潔員,當然也飽受壓力,這十年來多次受到騷擾,從給與她小隊長位置,到強迫她自行退休所有的問題她都撐過了。但三年前他又被迫以不適任遣散,他家還必須靠他的薪水支撐,在兩年前的一個反衰退遊行之上,我們以卡洛斯的爭議案為主題,談的是資方將經濟危機與衰弱轉嫁工人身上的問題。本來計畫好的直接行動,在卡洛斯的要求之下取消,因為卡洛斯擔憂會惹惱資方。而全勞聯本該有名得就是特愛惹惱資方得不妥協直接行動。

兩年前瑪麗亞因為爭議案而將她服務的NGO告上法庭。兩年後得這個月獲得勝訴,其中多次資方意圖和解,願意私下給附全額得欠新,但要求這個和解全面得私下解決,這表示不會有合法文件、也不能對外發言。馬麗雅拒絕了,她要求資方必須要同意簽署文件來公開承認,過去對她的欠薪與剝削事實,除此之外我們還會在之後發送新聞稿,資方律師從一開始的憤怒掛下電話,到最後一次的好言相勸和動之以情的溫柔告誡。我們兩年來不斷的抗議,使用各種的直接行動,直到兩年後法院訴訟結束。瑪麗亞得到他的欠薪,當之後然還是要照付扣稅跟10%律師費。

卡洛斯加入工會有超過十年的時間,其中在實然似乎沒有轉成安那其主義者,但因為做為安那其工團主義工會的會員,一直被資方跟外界、也或包括她自己認為是一個安那其主義者。瑪麗亞加入工會三年,正在遠距離大學攻讀第二個學士文憑,自稱安那其主義者。

社會總是逼迫我們繳械,不管在一個周日的午後我們在閱讀完一個抗爭事件歷史報導、紀錄片之後如此的激動,像是我們近乎打碎了眼前得一切假像,我們在暗日之下自我武裝。當走在路上、打開網路、與人交談時,我們還是得面對這個世界對我們的反教育。像是我們必須要樂活、樂天、和平、慈悲,有良好的文化素養。一群看似在媒體前衝鋒陷陣的人們,向我們走來,要我們跟著他們往前猛衝,她們對世界有個新的想像,她們反對獨裁、反對所謂的體制。但是她們的遊行隊伍中的,永遠是同樣的人走在最前頭,即使他聲稱他代表了民意,但是我們可以看到遊行隊伍中的人發著呆,挖著鼻孔,有人正在講手機,另外一堆人只是來聯誼的。所以,這個新的體制又出現了,新的獨裁者正再長成。若是我們一直朝著被壓迫與強奪的利益而團結,我們的團結就會在次得犧牲在利益之下。只有當我們的團結是作為一個真正群眾基礎的、對於人性全然的解放,我們才能真正的團結突破重圍。不然,最終我們都會變成革命業務員,「您好,請問你得加班費沒有拿到嗎?我們現在有個新的方案,只要10%的回收費用就可以讓您得到全額的賠償。」

印度馬納薩馬魯蒂鈴木工廠野貓罷工後記

從六月四日到十七日,大概兩千個年輕的工人參與了一個位於印度馬納薩的馬魯蒂鈴木工廠得靜坐野貓罷工[1]。我們希望從下面的報導帶起一連串個關於這個重要罷工的必要性討論,我們也邀請在德里的朋友和同志們來分享她們的經驗與看法。在進入罷工的時間事件的細節前,我們希望能先提供一個政治背景的介紹。

對於當地來說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罷工。在馬魯蒂的兩個會議建立了幾百個地方供應工廠間的協調[2]。馬納薩工廠支配了一個主要得新工業區。馬魯蒂鈴木汽車的工人已經沉默了十幾年:在戈剛工廠的工人因為2000年1月得鎖廠而緘默,[3]她們因此沒有加入六月的罷工。馬納薩工廠開廠於2006年七月,但是那些年輕的臨時勞動力還未找到她們的發言權。

這個罷工抗爭是困難重重得,工人們在沒有向管理階層告知下就完全停止生產,大約兩千個工人留在工廠內部兩個星期。罷工造成了一萬三千兩百輛車子生產的「延後」、一百萬歐元的虧損。馬魯蒂鈴木汽車的六月銷售數字跌了23%,這是兩年半來最大的跌率。在七月管理階層宣布將馬納薩的一條生產線轉到戈剛廠。工人持續的罷工,儘管警察進紮廠房、儘管在六月十日哈利亞納邦政府宣告罷工違法。

管理階層和國家不敢去攻擊廠房裡的工人 – 在當地很多的工人抗爭在時,只有在工人出廠才會受到對攻擊。這主要是因為管理階層害怕在警方介入的情況下會對其廠房和機器受到損毀,但主要的原因是因為,國家對於近期在地方和全球的社會情況感到害怕 – 鎮壓可能帶來無法預期的衝突事件。在國家和管理階層尚不知道如何解決這個情況時,主要的工會不停得強調「工人是受害者」,遇到難題得是那些工人們而不是公司。

儘管擁有年輕工人的勇氣,還有因為罷工所造成的生產不足問題,罷工還是被擊敗了:最後工人們不但沒有取得她們最關心的工作條件或工資上的改善。反其然的,她們同意的條件中包括了「縮減工資得懲罰」:以每罷工一天罰兩天薪水的方式 – 這是在印度的工業勞資關係中少見的情況。其他的同意條件中包括了在罷工期間被開除的十一個工人(工會領導)復職,但是她們必須要配合接受「調查」。我們無法確定工人是否在罷工之後變得士氣低落,但這是可想見的。

罷工是有可能蔓延開來的。馬魯蒂工人最初的訴求和行動根本的動機符合當地年輕勞動力的氣氛:更多的錢,更少的工作。在馬納薩有超過十萬的年輕工人有著相同的想法。[4]罷工暫停了大約200多個供應工廠的生產,但是馬魯蒂工人並沒有和這些受到影響的工人們建立有效連結。這可能是與去年夏天中國Honda罷工最大的差異,同樣的也造成罷工無法在主流和全球左翼媒體中出現代表性 – 儘管馬魯蒂鈴木的印度廠,對於在球市場中是有其重要性的。

將重點放在「正式代表權」窒殺了罷工的動力。在罷工期間工人直接訴求的討論落到哪個工會的旗子應該放在大門口上爭執不休。我們可以大概得將罷工失敗主要的原因歸納為:工人提出直接的訴求,但是最初這些訴求是與靠著承認一個獨立工會的合法性得期待結合在一起的,以為就此她們的情況就可以獲得改善;但之後我們看到除了來自於管理階層和國家攻擊:切斷電源、以武裝安全警衛孤立工人、宣布罷工違法,最後開除十一個工會「領導」;之後主要的工會出現提供「支持」,她們將重點放在「被開除領導的復職」和「工人權利」的代表性的問題。工人在最後沒有能夠打破來自公司管理階層和國家在實質上的外部圍攻,也沒能逃得過大工會的「內部圍攻」。

罷工的命運被雙手送給「協調權力的角力賽」,現在再去談這些大工會的「背叛」是天真的,也是逃避去談:這個權力是怎麼被交付出去,而使得她們能夠背叛罷工。我們更應該要去專注在工人身上:如何可以達到一個即時物質上的獲利,在同時去「政治化」工人們在公司的土地上規劃自我組織的抗爭經驗 – 後面一項的實踐是主要造成前項物質獲利的先決條件。

[1]相關的簡短紀錄片 Video

[2]當地供應鏈的報導:
GurgaonWorkersNews no.33
GurgaonWorkersNews no.35
GurgaonWorkersNews no.36

[3] 戈鋼廠的重建資料  GurgaonWorkersNews no.5

[4] Paper on Potential for Wage Struggle Offensive in Gurgaon-Manesar:
GurgaonWorkersNews no.37

出處

國際工人協會

據說國際工人協會的總會現再轉到挪威去了。雖然說我定期得會看工會發的文件,但事實上很少注意到國際水平的消息。主要的原因還是在地的問題就一堆了,工會人們聚在一起時根本想都沒想到國際層級的事。我唯一記得跟國際層級有關得事就是在三年前一個工會會議中,我們必須要投票選出國際工人協會的秘書長,當天會議主席念了落落長人名,我們都不認識也壓根沒聽過,沒交集。只有一個提案是馬德里設計工作工會的秘書,主席加了一個note說他跟那人很熟、而且是個不錯的人選。之後我再接收到的消息就是現在的國際辦公處在挪威,老實說在此之前我還甚至沒想過挪威安那其工團主義的工會。這的確是個詭異得事,因為這還必須談起上一個辦公室是在賽維亞,除了知道國際總會在那之外(甚至我們工會似乎只有我一人知道此事,記憶中我是從法國的朋友那聽來的),我們幾乎沒有跟當地的工會或是國際事務有些甚麼直接的接觸,應該說根本就無接觸,直到兩年前發生得逮捕事件。賽維亞工會的6名工會會員被非法拘禁,在國際運動的壓力下早已釋放,這是第一次我聽過在西班牙我們有些甚麼跟賽維亞的聯合、聲援行動。事件落幕之後,我們又斷了音訊。

雖說國際工人協會還定期的都會召開國際大會,但我們在地方幾乎很少談到這事,當然就更無意得有什麼直接的參與。而且還必須要面對的一個對大的問題就是,雖然聯盟主義的意圖是要有效的團結和召集起國際上的行動,但是在有效性上是很不足的,至少在21世紀得現在是如此,多半的國際聯盟還是必須從工會之間的聯繫與組織各別做起。

能者多勞,作為一反(反)組織思想

坐在辦公室內,我向論文指導老師講述了十幾分鐘關於發生在西班牙過去兩年,那些本來該做為我的論文內容但卻又混亂、雜亂不堪的組織經歷。

說完我望向他,我說「難道你覺得這一切不是很奇怪得嗎?」因為我實在,不敢相信這麼多的內部爭議案竟然可以演變成這樣一齣極端可笑的鬧劇,不,也不能說可笑,應該是說可悲。因為這不是第一集,也不會第一集。兩天前我跟一個朋友聊到一些其他的事,說到一些關於組織的權力與利益分配的問題,他使用到「能者多勞」,當事人可能就抱著這樣的心裡,與身旁的人建構了這樣一個獨斷的組織環境。該怎麼辦?當我們遇到如此擁有能力、知識與組織經驗的人,我們該為組織的前景思考而將所有的權力制放在這樣一個人身上來「成就(組織)」嗎?

組織在尚未成立的過程中,往往是最有發展與基進性格的時期,因為他可能大力得仰賴群眾與公共資源,這造成了一個中立、公義的假像。而組織的初期也可能在這樣的情境之中度過,直到初期得幾年。之後的組織,似乎就一直纏繞在組織身上打轉,人們忘了組織是作為運動之用,而將組織變成了運動本身。組織的發展與運動的發展變成了同步,事實上,應該說,組織變成於先於運動的層面,再加上一些人自我認定為「我,就是組織」,這造成了組織之間的排擠和內鬥,和組織內部的內鬥,人們散亂得為著不同的事情吆喝著,像是你做了某一件事情就非的要大聲的審判你一樣,因為若是我們製造很多的小問題,就不會對真正的問題挑戰,這指的事組織內部架構與思想原則的整個問題,資源、訊息等的壟斷。爭吵的人們為著不相干的事情搶得你死我活。

在西班牙,朋友提醒了我幾點(她們不作為我的「教師」,或前輩,也或台灣所愛用得「大大」,而只是一同參與有著40到1年參與的工人同志們):

人們不是不想去談真正的問題,因為她們害怕她們所相信的一切都會被挑戰,都必須放棄,而且承認他們在思想概念認知上的衝突。所以她們將問題談成私人問題,她們將問題放在某些特定人士身上,情感取向的。

組織的霸權,最可怕的現實 – 就是,他並不全然得來自於個人,在組織的後期,是整個組織與組織環境也一起加入創造了霸權。這就是說,我們不可能只針對個人的組織問題去討論,而是必要的話,我們必須要棄船,全面得丟棄這一個組織。只是,這使得我們面對了集大的恐慌,我們甚至必須捨棄那個我們過去站立的土地(實土),所以現在的我們還在找藉口,還在嘗試在內部解決「問題所在」,這演變成常見的內部派系鬥爭,要接受組織成為問題本身的癥結實在太過困難,這難道不是我們一手打造的「體制」?不過,難道不是唯有如此我們才能深刻的學習認識、接受自己所犯在思想付諸實踐上錯誤得無可避免。而我們一恐慌的情況下,一群人發瘋的制定新的法規,來將整個環境「更自由」的「限制」出來,這似乎使得我們的失敗是未來不可避免得現實。

棄船吧,唯有如此,我們才可以重新開始。而,在此我們應該感謝全勞聯在過去三年連續的以所謂安那其工團組織章程的霸權壓迫,唯有如此這才可以挑戰我們在解放道路上更深刻的實踐。

ps.即使在七零年代,全勞聯為了對「思想原則」的堅持,而造成了最大的組織內部的分裂,這也不代表他是全然得具有革命性,我們只能說,因為我們不存在當時的時空背景,我們可以假想、一廂情願的相信這個分裂是當時組織內鬥得成長與覺醒,但組織隨著時間與空間、群眾的轉換不斷的變動著。現在我們不能相信那個「名詞」、組織,我們只能相信解放是一個持續性的動詞,他無法作為一個形容詞,而我們並須要一直努力的持續自我,與他人的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