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 Rider

如果,要我們區分社會上的絕對的敵人和朋友,我們是必會在一個鐘頭後剩下一堆無可區分的灰色名單。因為事情總是不能簡單的分辨為黑或是白,就連灰色都是一個詭異的地帶,就像來自勞動背景下下階級的警察一樣,一方面接受了上層階級的控制,另外一方面在現實的生活上可能又必須面對做為一個勞動階級的社會位置的矛盾。

這對於作為右派資產階級,管理階級的人們來說相當簡單,沒有人是永遠的朋友而也沒有人是永遠的敵人,只要在合事的時宜作出正確的運用都是好的。就像在倫敦的暴動中出現的結夥打劫和暴力事件,就像移民工在社會的現實下變成社會問題的犧牲者一樣,這些問題不需要思考來源,只要放大結果,越無法控制,越多的負面反彈就是更好的,暴力事件不分原因被歸為犯罪事件,犯法的人都一樣的被視為罪犯,而沒有犯罪內容的差異。人們大厥其詞的在討論發生了甚麼樣的事,探討結夥打劫的心理狀態,而忽事掉整個社會結構所造成的扭曲價值觀和社會認知。難道這些暴力不是一個政治操作的結果,而我們居然薩費苦心在分析一個操作出來的政治結果的行動中的政治問題?

前幾個月在我還在西班牙參與當時的真民主運動時,在傘菇的廣場出現了一群人,他們有些人被指稱是平膚黝黑得,成群結隊大聲吆喝,老是混在廣場上,將共同認同的不在廣場上喝酒的規則打破,再過晚上12點之後仍在廣場上大聲的笑鬧。不管誰跟他們講話都沒有用,除非你組織了一個大群的人一同去要求它們停止他們整在做的嬉鬧,若是你一個人像它們建議只會被推開肩膀,告訴你你在「干涉」它們自由,在後幾天他人甚至會使用一些奇怪的政治詞語去「捍衛」它們的「自由」。運動裡的內部人士對於這些人的舉動感到十分不滿,她聚集的討論他們又在那一天做出了甚麼樣越矩的行為,它們怎麼樣打破規則,怎麼對其他人使用它們的暴力,怎麼將廣場的東西刻意的保留下來給予他們自己的小團體過度使用,他們怎麼在大半夜的飲酒唱歌、和參與著吵架。這些人多半來自於邊緣城市,他們不住在塞爾維亞城內,大多是看的新聞和朋友告知而來的,所以它們晚上常常夜宿在廣場,因為無車可回。他們過分的取用或是優勢的取用廣場的食物,因為它門口袋沒有什麼錢,僅少的錢也是要花費在它們群體最流行的金項鍊或是運動品牌鞋子和衣服上,而它們也絕對沒有問題在遊行上大聲頌唱著口號,它們沒有分文存在銀行,自己的家庭也是過去被銀行拒絕或是歧視的群體,他們喊著解放,因為就連她們僅有的街頭行為老是在路上受到所有人的干涉,他們自認所謂那僅僅的自由也不可以獲得釋放。

而除此之外,還有另外一群人自稱嬉皮,它們來自上層或是中上層階級的逃亡者,事實上除了沒有接續父母的西裝和高級洋裝外,它們在思想上與行為上都承接了上一代,自我,毫不在意社會他人的態度,解放,因為它們擁有金錢和文化資源擁抱一切它們所認為解放之事,他們不受社會枷鎖,因為她們可以不需要擔心憂慮,下一餐來自永遠-有,則存在的那一毛錢。

不管是這一所謂活在法外,或是那一群活在法內自由的人們,他們都是資本主義下的社會產物。被操作成大眾反對的形象,那些喊著要解放的人不是因為爸媽太疼太閒搞不清楚社會狀況的既得利益者「中產階級後代」,不然就是進是一堆犯罪者,它們來自那些活該不努力的勞動家庭的教養,毫無道德可言,只是機會主義者,以解放之名來掠奪那些可能和他們一樣或是比它們好一點但是辛苦得來一切人們的所有。這兩種人除了變成了運動中最難對付的一群社群之外,它們也被資本主義盡情的利用在對運動的打擊下。而我們甚至尚未有任何辦法,真的嗎?他們只是單純的搭便車之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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