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ive Up Activism [轉自香港獨立媒體]

Give Up Activism

<這一篇文章深深得點醒了我 不管在身為一個行動者義者的自我認定上 或是整個行動主義場景裡都是很需要再被思考的問題 不然我們都成了反資本主義的另一支權威主義(若是左派的話可能是又是教條主義) 這應該是人人必讀 同時需要真正好好思考的部分>

六一八全球行動日(J18)中最大的問題,是採納了一種社運積極分子的心態。這個問題在六一八特別明顯,因為參與組織和加入這次行動的人,其實都在試圖突破這些界限。這篇文章並不是要批判任何人——它的目的只是要對擺在我們面前的嚴峻挑戰引發一些思考,如果我們真是認真的想去廢除資本主義生產制度的話。

專家

我用 “社運積極分子心態” 一詞,是意指有些人將自己首要地看成是社運積極分子 (activist),也同時屬於一個由社運積極分子組成的社群。社運積極分子認同他們做的工作,視之為他們生活的角色,就像一項任務或一門職志,好像一些人認同自己是醫生或教師一樣。他們不會將這些事看成是他們碰巧在做的事,反而是他們的自我形象中一個必要部份。

社運積極分子是社會變革過程中的專業人仕或者專家。將你自己看成是社運積極分子,意味著你將自己看成多少是有點特殊性,或者比其他人更先進,因為你比其他人更了解社會變革的需要,也因為你知道如何達成目標,並且在創造這些變革的實際鬥爭中,你是站在領導的或前沿的位置。

就如一切專家角色一樣,社運積極行動在社會分工中有它的基礎——它是一種獨特的工作。階級社會的基石是分工,最基本的分工是腦力勞動和體力 勞動的分工。例如,在醫療和教育都有很仔細的分工。好像湊細路、吃補品這些事,其實每個人都可以說三道四。但醫療和教育的分工,卻令這些知識都變成醫生和 教師的專有財產。我們要靠這些專家來替我們做這些事。專家們經常滿心疑妒地捍衛他們擁有的技巧,並將之神秘化。這種做法將人們分隔開來,使他人日益感到無 能,也鞏固著一個分等分級的階級社會。

分工意味著一個人負起一種角色,代表著大部份那些不想負起這些責任的其他人。分工意味著其他人為你種糧、為你裁衣、為你供電,而你則繼續實現你的社會改革。作為社會改革的專家,社運積極分子假設了其他人都不會做任何事去改變他們的生活,所以覺得有責任或義務去代他們做這種事。 社運積極分子認為他們補充著其他人的欠缺活動。將我們界定為社運積極分子,意味著把 “我們” 的行動定義為一些可以帶來社會變革的行動,而把其他千千萬萬非積極分子的活動視而不見。社運積極主義建基於一種誤解,以為只有社運積極分子才是從事社會改 革,但事實上,階級鬥爭無時無刻都在發生。

形式與內容

我們的政治活動靠 “社運積極主義” 這種形式表現出來,但在最近數年,它日益和正漸趨激進化的政治活動內容,產生了愈來愈大的張力。很 多參與六一八活動的人的背景是 “社運積極分子”,他們為一個 “議題” 而發起 “運動” (campaign)。但過去數年在社運分子圈中的政治發展,卻已產生了一種情況,促使人們超越過去的單議題運動(single-issue campaign),這些運動形式,曾用以針對個別企業和發展項目而發起。但現在已轉向一個雖然定義還很含糊,然而卻充滿希望的反資本主義角度。不過,雖 然運動的內容已經改變,社運積極主義的形式卻沒有變。因此,與其是針對Monsanto企業,走去佔領它的總部,我們現在看見了比Monsanto所代表的片面面貌更大的真象,從而發展出一種反對資本主義本身的 “運動”。那麼,有甚麼比走去佔領被廣泛視為資本主義的總部——城市金融中心——更好的呢?

但是,假如我們仍只是針對一個企業或一個發展項目,我們的操作方式其實只是依樣劃葫蘆,雖然資本主義其實並不是同一回事,而你用以打倒一個特定企業 的方法,也不應和你用以打倒資本主義的方法一樣。例如,動物權益分子可以成功破壞Consort 養狗公司和Hillgrove Farm養貓公司,使它們生意失敗,陷入赤字。同樣地,反對Hungtingdon 生命科技公司的那些屠宰狂的運動,也成功的把他們的股價砍掉了三成,使那間公司瀕臨破產,要在金融中心發起公關運動,以挽救股價。社運積極行動可以打倒一 間企業,但打倒資本主義卻要做比這些更多更多的事,而非只是把這些活動,擴展到每個行業每間公司去。同樣地,動物權益分子針對屠宰場,其結果可能只是幫了 大型超級市場,去關掉幾間小型屠宰場,因此而促進了競爭,以及市場的 ‘自然淘汰’ 過程。社運積極分子往往成功破壞一些小企業,但卻增強了整體的資本力量。

同樣情況也出現在抗建公路運動。大規模的抗建公路示威抗議,製造了很多機會給資本主義的新興行業——保安系統、監視器材、挖隧攀山的公司、 和各種專家和顧問等。我們現在只是他們競投建路合約時,要考慮在內的其中一個 “市場風險”。 事實上,我們可能只是促進了市場力量的宰制,把那些較弱和難以應付這些風險的公司淘汰掉。專門打擊抗議運動的顧問Amanda Webster說道: “抗議運動的發展,事實上提供了很多商機,為那些能夠有效地處理這些抗議的承辦商,提供了更好的商業優勢。”一如上述,社運積極行動可以打倒一間公司,或 者制止一條道路的興建,但資本主義照樣繼續,如果不是更為壯大的話。

如果有需要的話,這些例子足以顯示,和資本主義的鬥爭不單止要求我們有一種量的改變 (更多行動、更多社運積極分子) ,而是一種質的變化 (我們要發掘更多有效操作方式) 。我們看來對真正要打倒資本主義沒有甚麼想法,就好像所需的只是令社運積極分子夠多,到達一個關鍵的多數 (critical mass),就去佔領一切企業,我們就可以有一場革命….。

就算這些活動的內容已遠超裝載它們的形式,但社運積極主義的形式卻被保存下來。我們仍然用變成一個 “社運積極分子” ,就一個 “課題” ,搞一個 “運動” (campaign)的方式。又因為我們是 “直接行動” 派的社運積極分子,我們會針對我們的目的物去 “搞一個行動”。針對一個特定的發展項目,或單一的企業而去搞運動的方法,被移置到這種去幹掉資本主義的新項目。我們嘗試去幹掉資本主義,但又用完全不合 適的語詞去思考它,運用一種只適用於自由改良主義 (liberal reformism)的方法操作。所以,我們有那種 “搞一個行動” 去幹掉資本主義的奇異景像,但那是一些全然不中用的方法。

角色

我們擔任的 “社運積極分子” 角色就好像警察、父母或牧師——一種我們用以定義自己和自己與其他人的關係的奇怪心理形式。 “社運積極分子” 是一種專業人仕或投身於社會改革的專家——然而,我們愈是依隨這種角色和對我們自己的想法,我們就愈阻礙著我們期望的東西實現。一 場真正的革命,應包含著[每個人]從所有事先預想好的角色中掙脫出來,以及打破所有的專業隔閡的綱領,亦即是要使[每個人]都重新作為自己生活的主宰。重 新掌握我們自己的命運,乃是一種革命的行動。它會創造新的自我、新的交往形式,和新的社群生活方式,而任何形式的 “專家” ,都只會妨害這形勢的出現。

當年,創勢國際(Situationist International)發展了對角色和特別是 “戰鬥分子” (militant)這種角色的嚴厲批判。他們批判的主要對象,是那個年頭常見的左派和社會民主主義者。但其實這種異化形式一直都存在著,現在也很容易找 到。不過,在我們當下的獨特語境,我們更多碰上的,並不是左翼的戰鬥分子,而是自由派的社運積極分子。但兩者之間又(毫不奇怪地) 有著共同特徵。

創勢主義者 (Situationist) Raoul Veneigem將角色定義如下: “刻板定型是一個時代的主導形象……刻板定型就是角色的模型;而角色就是行為的模範形式。態度的不斷重複就創造著角色。” 扮演一種角色意味著鞏固一些表象,同時忽略了任何真實的東西: “我們臣服於那些借來的態度。作為角色扮演者,我們棲息在不真實當中——也就是說,將我們的生命化約為一連串的陳腔濫調——將我們的每一天,拆碎為一連串或多或少不自覺地,從各種主導的刻板形象中揀選出來的恣態。” 自從早期的抗建公路運動開始,這情況就已經存在。92年12月在Twyford 高地的黃色星期三行動後,媒介焦點放在Dongas 族及那些示威中梳髮辮的人。本來這並不很顯眼,在清場的時候其實也有一大群閑閑逛逛的人在那裏。但人們就被媒體報導所吸引,跑來Twyford,以為每個 人都是梳髮辮的。媒體的報導產生了使 “普通人” 敬而遠之的後果,但更多梳髮辮的反文化族類就走了過來,大大地降低了抗議活動的多元性。最近,類似的事情又發生,因為保護沼澤地的抗爭在電視媒體報導後, 一些人跑到示威地點,並開始模仿他們在媒體上的表情動作,因為這些表情動作,被視作 “生態戰士” 這角色的特色。

一如消費者的被動性是一種積極的被動性,奇觀(spectacle)的觀眾們的被動性,也在於去吸納這些角色,在正統規範容許的範圍內,把這些角色扮演出來。形象和刻板定型的不斷複製,提供了一組模範,讓每個人從中選取一個角色。” 戰鬥分子和社運積極份子的角色,也就是其中一種可以選取的角色。所以,雖然一些革命辭令伴隨著這些角色,但背後其實是徹底的保守主義。

社運積極分子那些理應是革命性的活動,其實是沉悶和沒有用的例行公事——恒常地重複幾種指定動作,但其實毫無實現變革的力量。社 運積極份子們甚至會害怕變革真的到來,因為這會干擾他們角色的輕鬆穩定,以及他們為自己劃出的一小片搵食地盤(niche)。一如工會波士一樣,社運積極 分子是永遠的人民代表和中介人。一如工會頭頭會害怕因為工人真的鬥爭勝利之後會失掉工作,社運積極分子也會受真正的變革所威脅。事實上,如果有革命,或者 任何朝向這方面的真正進步,的確會使社運積極分子們深受打擊,因為這會剝奪了他們的角色。如果任何人真的變成革命者的話,你就不再有甚麼特別,不是嗎?

所以,為甚麼我們要表現得像個社運積極分子呢?就是因為這是一個很容易做的懦弱決定嗎?[我以為]人 們很容易去扮演社運積極分子的角色,正因為它和這個社會很合拍,也無損它分毫——社運積極主義其實是一個可以接受的異見方式。就算當作為社運積極 分子的我們做了不被接受,甚至非法的事,社運積極行動本身也只像一份差事而已——意思是它和我們的心理和我們的成長都十分合拍。它具有某種吸引力的原因,正是它並沒有革命性

我們並不需要更多烈士

了解戰鬥分子和社運積極分子的關鍵是了解他們的自我犧牲精神——為了那些被看成是與自我分離的 “偉大事業” 而作的犧牲。當然,這種自我犧牲精神,跟那些真正的,試圖去掌握自我的革命活動,並不可相提並論,因為前者的所謂革命烈士精神,其實只是認同了一項和自己的生活並不相干的事業反資本主義的行動把資本主義以為是 “外在地存在於” (out there) 城市金融中心,這是大錯特錯的,因為真正的資本權力,正好就在我們的日常生活當中——我們每天都在重新創造資本的力量,因為資本並不是一件物件,而是一種由物所中介的人與人(因而階級與階級) 之間的社會關係。

當然,我不是說每個捲入六一八行動的人,都在同一程度上採納了這種角色和這種自我犧牲。一如前面說過的,我以為社運積極主義的問題,在六一八特別明 顯,是因為那天本應是一個去打破這些角色限制,及日常操作方式的機會。我在這裏所描述的,其實是一種 “最壞情況” 的景像,說明扮演一個社運積極分子可能帶來的後果。我們有多大程度在我們的運動中把它指認出來,就顯示了我們有多少工作需要去做。

社運積極分子令政治變得死氣沉沉,把人趕跑,但扮演這個角色也會把積極分子本人搞垮。社運積極分子的角色,造就了目的和手段的割裂:自我犧牲意味著 建立一條楚河漢界:作為愛和歡樂的革命是明天的事,但今天的事是職務和常規。社運積極分子的世界是由罪咎和職務所主導的,因為社運積極分子不是為他自己而 戰,而是為一項與自己無關痛癢的事業而做事,[就好像是說]: “所有事業都是同等地不人道的”

作為一個社運積極分子,你要否認你的慾望,因為你的政治活動是把這些東西定義為不是政治的。你會將 “政治” 放在一個和你生活的其他部份不同的箱子裏—它就像是一份差事一樣。你在9點到5點幹 “政治” ,然後歸家做其他事。因為它是在另一個箱子裏,所以它不受任何真實世界當中關於成效的實際考慮所影響。社運積極分子感到有責任沒頭沒腦地努力幹同一套公式,不會停下來思考一下,關鍵的問題在於,社運積極分子要令自己很忙,必要時甚至要撼頭埋牆來舒緩自己的罪咎感。

要成為革命者的一個條件,是懂得甚麼時候要停下來,等一下。因為知道如何及在甚麼時候使出最有效的一擊,甚麼時候則應停止動作是十分重要的。但社運積極分子卻有一種由罪咎感來支配的 “我們一定要立即做一些事!” 的態度。而這是完全盲動的。

戰鬥分子或社運積極分子的自我犧牲情結,也反映在他們以專家自居而施加權力於他人之上——仿如一種宗教,裏面有一種由受苦和自以為正義化身 的行為所組成的位階。社運積極分子自恃自己經受更大的苦楚,而施加權力於他人身上 (事實上那些聲稱沒有層級的社運積極分子團體,都建築了一種 “最投入者的專政”)。社運積極分子運用道德壓力和罪咎感,去向那些在苦難的諸神系譜上的新丁施加權力。他們本身的服從,和他們要令他人都服從,都是互相關聯的——因為這樣才能令所有人都成為 ‘偉大事業’ 的奴隸。那些自我犧牲的政治動物,令他們自己的生命凋謝,也傷損了他們的生活意志——因為這種生活方式,會滋長出一種怨毒和對生命的冷漠,這些反過來都會令一切其他東西枯萎。 “他們輕慢生命……他們是絕對自我犧牲的党徒……他們那種惡魔似的禁慾思想,使他們的生命扭曲。” 我們在自己的運動當中,可以找到活生生的例子。有時我們希望坐下來,抖一抖,但建造街壘的那份工作倫理,又令我們受罪咎感鞭撻,甚至有時更過分到連午飯也 取消。當看見其他人都並不在犧牲自己的時候,自我犧牲的烈士就會被激怒和冒犯。就如同那些 “勤懇工人” 以為理直氣壯地毆打那些街邊的流浪漢和乞丐時,是因為他們自己非常憎恨自己的工作,卻又要逼使自己成為烈士,所以他們很憎恨看見其他人,竟然逃脫了這種命 運。他們厭惡看見任何人,在他受苦的時候竟然還在享受人生——他們一定要把其他人都拉下糞堆——一定要實現一種一視同仁的自我犧牲狀態。

在古老的宗教宇宙論中,成功的烈士會上天堂。用現代的眼光看,成功的烈士會期待自己青史留名。最偉大的自我犧牲、最成功的創造一種角色 (創造一個能令人仿傚的全新角色,例如生態戰士就更好),可以保障他在歷史贏取一個獎項—登上布爾喬亞的天堂。

老左派呼籲這種英雄式的犧牲是眾所周知的: “享受你的犧牲吧,兄弟姐妹們!為了事業、為了新社會、為了党、為了團結、為了土豆加牛肉!”不過,今天這種呼籲是更為遮遮掩掩的:Vaneigem當年 指責 “青年左翼激進派” 因為他們 “為了服務於一項偉大事業——所有事業當中最好的事業,他們花費了有創造力的時間在派傳單、貼海報、向政客示威詰問。他們把行動拜物化(fetishized)的時候變成戰鬥分子,因為其他人正代替他們思考。”

這個我們也似曾相識呀——特別是關於將行動拜物化的部分——在那些左翼團體,那些戰鬥分子自由參加無盡的忙碌工作,因為他們的領袖 或大佬有著 “理論” 這手牌,新鮮熱辣——党的路線。而對今日直接行動派的社運積極分子來說,情況就有點不同——行動是給拜物化了,[不因信奉任何一種理論],更多反是因為討厭任何一種理論。

雖然這些情況都存在,但在六一八當中,依靠自我犧牲和職務責任的成份並不顯著。對我們更成問題的,反是那種參與了社運積極行動,就意味自己和 “普通人” 是分屬不同世界的感覺。人們以某一些奇怪的次文化或小圈子而自我認同為 “我們”,和世界上其他的 “他們” 相互對立。

孤立

社運積極分子的角色,自絕於所有我們應去建立聯繫的人。一日擔當了一個社運積極分子的角色,就好像使你和其他人脫離出來一樣,因為你的確是有些與別不同。人們會用自己的第一身眾數去思考自己 (當你說 “我們” 時你所指的是誰?),把自己看成是屬於某個社運積極分子的群體,而不是屬於某一個階級。例如,在社運積極分子的圈子中,已經有一段時間大家會說 “不要多談甚麼單一議題了” ,因為關鍵是要 “連結”。不過,很多人對這說法的理解,只是去和其他社運積極分子,去和其他運動團體 “連結”。六一八很好地證明了這一點。整個想法就是去令所有不同事業不同議題的代表們聚首一堂,自願地把他們自己趕到去一個由各種偉大事業組成的死胡同去。

同樣地,那些最近在全國湧現的各式網絡和論壇—Brighton 的Rebel Alliance, Nottingham的NASA,Manchester的Riotous Assembly,倫敦的Underground等都有一個類似的目的——要叫同區內的所有社運積極分子互相討論。我不是要批評這個—— 對任何未來的行動來說,這都是必需的,但它應被看成是一種非常有限的 ‘連結’ 的方式而已。但有趣的是,這些團體在這類聚會所共同的,僅是他們都是社運團體而已——他們真正關心甚麼,只是十分次要的考慮。

要把全世界的社運積極份子連結起來是不足夠的,要把更多的人也轉化為社運積極分子也是無大作用的。與很多人的想法相反,就算很多很多人都變成社運積 極分子,我們都不會怎樣靠近革命。有些人看來有一個奇怪的想法,以為只要每個人都被說服,變成好像我們一樣的社運積極分子,我們就會有一場革命。 Veneigem曾說過: “不管革命的專家們[怎樣想],也和這些專家[所想]的相反,革命每一天都在發生。”

戰鬥分子和社運積極分子是一種社會變革或革命的專家。專家們招攬其他人進入他們的專長的小領地,以增加他們自己的權力,並驅除他們自身的無能感。 “專家們……先招攬自己以便招攬他人。” 就好像一個直銷計劃一樣,層級是自我複製的——你被招募進來後,為免處身在金字塔的底層,你就要招募更多的人在你下面,下面的人又如是。這種由各種角色組成的異化社會,是透過專家們不斷再生產的。

Jacques Camatte在他的一篇文章 <論組織>寫過一個很精到的觀點,說政治團體往往最終變成 “幫派” (gang),他們用排斥的方式來界定自己——團體成員的第一忠誠是團體本身,而不是他們從事的鬥爭。他的批判適用於那些五花八門的左翼小宗派和蚊型團體,但在稍弱的程度上,也適用於社運積極分子的心態。

那些政治團體或党派把自己取代了無產階級,自身的生存和延續變成他們最首要的事——革命活動就和 “建党” 及招募党員同義。那些團體將自己看成是獨自手掌真理,所有其他人都只是笨蛋,需要他們這些先鋒分子教育。在同志之間不是有平等的辯論,我們有的只是理論和 宣傳的互相割裂。團體有它的理論,但這些理論往往是秘而不宣的,因為他們相信,那些智力比較笨的,或會給一些比較大眾化的策略所吸引而加入組織,那時,真 正的政治才會出其不意地倒在他們頭上。這種和團體之外的其他人打交道時,用的並不光明正大的手法,類似一些宗教小宗派——他永遠不會當面告訴你, 他們究竟是甚麼回事。

在這裏,我們也可以看出和社運積極主義相似的地方,因為社運積極分子的圈子就像一個左翼分子的小宗派。社運積極主義整體來說有一些 “幫派” 的特色。社運積極分子的各幫派,往往可以變成一些跨階級聯盟,包容了不同類的自由改良主義者,因為他們都是 “社運積極分子”。人們將自己首要地看成是社運積極分子,第一忠誠是社運分子的社群,而非鬥爭本身。但 “幫派” 只是一個虛幻的社群,他把我們的焦點從更廣闊的抗爭社群身上轉移開去。Camatte的重點是批評在團體和階級之間,製造圈內和圈外的區分。我們把自己看作是社運積極分子,因而和廣大的工人階級群眾有所分別,並有不同的利益。

我們的活動應該直接表達真實的鬥爭,而不是強化一個特定團體的獨殊性和區隔性。馬克思主義團體當中,決定權力的最重要因素是擁有 ‘理論’ ——在社運圈子是不同的,不過也不是真的很不同——因為擁有相關的 “社會資本”——例如知識、經驗、關係、器材等,正是決定權力的首要因素。

社運積極主義在它的操作中,再生產了這個社會的結構: “當那些反叛分子開始以為自己是為一個偉大目標鬥爭的時候,權威主義就開始得逞。” 這可不是一個小問題,因為這正是資本主義社會關係的最根本。資本是一種由物所中介著的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係——異化的基本原理,正在於我們為一些 我們自己所創造出來的東西服務。如果我們用一個反資本主義的政治之名,而使這種結構得以再生產下去的話,我們一開始就已經失敗了。我們是不可以用異化了的工具來和異化鬥爭的。

[……]

社運積極主義是一個身處弱勢而逼不得已地採取的一個方式。[……]歷史上,那些最接近於動搖、去除或 者超越資本主義的運動,從來都沒有採用過社運積極主義的方式。社運本質上只是一個適用於自由改良主義的政治形式和方法,用以將它推到其極限之處,並挪作革 命的用途。對於真正渴求社會革命的人來說,社運積極分子的角色本身一定是問題多多的。

Give Up Activism
中文譯文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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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Comments

  1. 您好,我對無政府主義非常有興趣
    也在網路上看過不少相關的資料
    不過始終沒看過比較正式的書籍論述
    可否請問
    在台灣哪裡能買到無政府相關的中文書籍呢?
    以及可否介紹一些入門以及進階的中文書籍?

    另外想請問
    台灣有相關的團體或組織嗎?
    或是網路上有相關的社群嗎?

    問題很多
    真是抱歉

  2. 若是你在網路上看過很多資料 怎麼會覺得沒有一個”正式的書籍論述”
    你只的是比較具體的無政府主義是什麼的意思嘛?
    這應該很好找到吧?

    台灣我想是沒有一本真正的”無政府主義”的中文書籍 在60/70年代有一些翻譯書
    但他翻譯的首要原因就是為了要”反”共產主義 所以在翻譯的詮釋上我覺得還有些問題

    基本上無政府的主要基點你可以看看 普魯東的”什麼是所有財” 跟 克魯泡特金的 “互助論”
    我想這兩本可以算是無政府主義去批判社會的重要支住跟他與其他家最大的差異點 互助論這本書在過去有翻譯
    應該是在60到70年代由帕米爾書店出版的 現已經全面絕版 在圖書館找得到

    但我個人覺得翻譯的還不是非常好 而其他幾本的克魯泡特金的書 我個人覺得翻譯的更是 普普
    最近和我一起做一個翻譯collective的朋友翻好了一本無政府小冊 “就是那些你想知道的一切….”這本算是很初階的入門 也算是個很好的開頭 不過本身偏一點無政府工團派的”論述”
    因為無政府主義有很多不同種的支流 所以建議你若是看得懂英文 可從ABC of Anarchism 還有無政府工團 這樣的書看起 去了解全盤的面貌 還有現在綠色無政府也開始出現很多書籍著作 都可找來看看 基本上以上說的書 不想買的話 都可在網路上找到完整的內容(若找不到的 沒有釋放資源出來的 也建議你不用看了)

    而台灣相關的團體組織 我想是沒有 我之前認識了一個在社運多年的無政府主義者也說 “沒有” “這一個東西不存在”
    所以我想這就應該是沒有吧 自很短暫的在1920年代末的小火花後 無政府主義就消失了 後面出來一些搞怪的年輕人團體
    或是惡搞團 被稱為無政府主義者的原因 大概都是一般人對無政府”字面”的想像 就像也會有人說 緬甸的軍政府大屠殺事件是無政府狀況 這是對”政府”的錯誤認知 這應該就不用多說了

    我與朋友做的無政府翻譯collective還蠻缺人幫忙的 若是有興趣 也可以一起加入我們幫忙 讓大家有機會讀到無政府的相關資料!!

  3. 已經找了好久”什麼是所有財”這本書,可惜都找不到中文書
    說到翻譯的確也是個大問題,如果翻譯跟原意相距甚遠那倒不如不看
    可惜我的英文底子太差,只能靠著翻譯機之類的工具加減看英文文章
    關於翻譯的工作我很有興趣幫忙,但是我的英文能力好像沒辦法….
    如果有其他方面我能幫忙的再跟我說吧
    我會固定上你的blog觀看

    最後
    感謝你詳細的回答
    看來想深入了解無政府主義唯一的方法就是得把英文學好

  4. 我在自己的網誌上有翻譯些許的無政府文章
    在此獻醜了

    http://www.wretch.cc/blog/itsnotlogica

    如有批評請多指教.

    關於在台灣的無政府組織和書籍我一直都一無所獲
    看見北歐和英國都有地方性的無政府組織非常令人眼紅
    他們的無政府書店也多的不得了!

    只能說是的
    把英文學好是個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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